何三畏:没有周恩来就没有新中国

何三畏
个人微博 言责自负
2017-01-09 00:32
中国人盼望英明君主和贤良宰相的愿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身上实现了。但周恩来一生处于功高震主的巨大风险和无比荣耀之中
1976年成为中国进入新时期的拐点的真正的迹象,并不是下半年的9月9日毛泽东去世,而是第一个月就出现了。1月8日,即四十一年前的今天,周恩来去世。周恩来的去世为后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事件定下了基调。周恩来去让筋疲力尽的中国人产生了大厦将倾的危机和悲情。“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呼天抢地的恸哭场面,在正常人的情感中,应该只有地球被外星撞击了最后时刻才有的惊恐和悲痛。这必定是永远的绝唱。
让我们回到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这一年成为新时期的前夜和历史的拐点,主要因为四件事情,一是周恩来去世,二是四五件事,三是毛泽东去世,四是毛泽东遗下的政权在顶端翻盘。前两件均属于周,它们和第三件一起,构成第四件——决定中国未来的重大转折——的基础和前提。
当时,四五事件称为反革命事件,广场上留下了血迹。它对正在懵懂之中上初中的笔者产生了最初的政治冲击,我把那一天的报纸藏了一张在家里,想等到以回看,结果没等到多久,与周恩来共同开始革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掌权,四五事件重新定性:人民群众缅怀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为。
到周恩来去世之时,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行二十七年,文革已经到强弩之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后的官方用语),民生艰难,青年对个人和国家的前途感到苦闷、迷茫和绝望。周恩来去世三个月以来,“圣人已逝,国将不国”的情绪越来越迷漫、聚集,4月5日是周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这是传统的祭祖吊亲的传统节日,人们选择了这个时机来发泄强烈的悲情和危机感。
以悼念业已圣人化的周恩来的名义,很方便搭载长期被压抑的民间呼声。周恩来无子嗣,无墓碑,撒骨灰,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留给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格式用语,到了周恩来名下,人们打心眼里当真,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
人们相信周恩来曾经“挽狂澜于既倒”,“最大限度地减少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这令“五人帮”很不安。广场上出现了“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诗句。这首现在看来反动透顶的诗在后来的特殊形势下一度获得官方表彰。但当时,健康已然恶化、八个月后即将去世的毛泽东得报,很是震惊。周恩来去矣,邓小平代替周氏接受了惩罚。
跟毛泽东和他的大多数革命战友出身于农民不一样,周恩来出生于士族家庭。周恩来生就一副殷勤侍主的宰相人格。跟鲁迅小时候在家道中衰的际遇中形成了阴郁冷峻的性格不同,周恩来在败落的家庭中养成了周到细致的性格。他从小和母亲一起照顾家庭,包括亲人和亲戚的生日,什么时候该送礼,他都得记住。看起来这样的训练对他日后的总理生涯非常受用。女人堆里的成长又使他显得温柔而体贴。
但革命家的意志和才干,也就在长相英俊而又谨小慎为的周恩来身上形成了。他年轻时候就表现出胜人一筹的革命策略。南开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失败,回到天津想升南开大学而不得,这之后,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一本钦定的周恩来传记中记载,当他听到去北京抗议政府的学生遭拘捕的消息,他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慌张,他说,这是好事,这会让我们更加团结!
现在常常有人提到周恩来等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这实在是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在法国大多没有去学校注过册,也基本上没有做过工,而是在那里学习革命,并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周恩来在欧洲接触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这对他此后的全部革命事业十分重要。他创建了欧洲中国少年共产党,他们的党龄从此开始计算,因此可以说周恩来独立地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怀揣共产国际的革命“锦囊”,不满26岁的周恩来回国就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旅法的兄弟,黄埔的“学生”,成为周恩来后来的革命事业的基本盘,这是毛泽东也无法动摇的。
文革后广为流播一个说法,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大量的革命老干部。从法国和黄埔走过来的兄弟们对周恩来忠心耿耿说一不二。但即便如此,所有逮捕这些革命伙伴的命令,都是他亲自签发的,毛不亲手干这样的事情。刘少奇不出于周的麾下,当毛泽东把刘少奇捧为二把手时,周甘当三把手。当毛泽东要抛弃刘少奇时,周亲自主持起草了置刘于死地的现在看来是不能再黑的黑材料,称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简称“刘贼”。
在任何时候,尤其是文革中,周恩来一如既往地最忠实地贯彻了毛泽东思想。他总理了国务,也总理了文革。包括劳教少年薄熙来等老革命的儿子,以及郭沫若和张东荪等人的儿子们因为组织读书兴趣小组而劳教的“琐事”,都得他亲历亲为。
作为一个天才的革命家,周恩来在二十岁出头就把选择情侣和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具体思路是,太漂亮的妻子可能会令自己丧失革命意志,于是要选择不那么漂亮的。听说历史上的诸葛亮是这样,我一直不太相信,因为我觉得美丽比革命重要,除非革命是追求丑陋。但周恩来却说过,他就是这样选择邓颖超的。列宁曾经说,美妙的音乐可能让革命家丧失意志,我也不敢相信,但对照周恩来的爱情观,列宁所说可能不虚。
只有一开始就天才地懂得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杰出人才,才能成为革命领袖。凡是把革命想像成“绘画绣花”似的玫瑰色的革命文青,都早早地被淘汰出局了。得到共产国际指引的周恩来比国民政府更早地建立和完善了以暗杀为手段的秘密队伍,处理顾顺章家庭灭门案时,三十出头的周恩来老练而沉着。这一切对革命成功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同样是这个周恩来,却以细致的照顾革命同志为乐事,并且经常为革命事业的起伏而挥泪。1949年以后这样的感人场面发生过多次。但我以为,还是抗战结束后,在南京的一次最为感人。当时,11位民主党派人士起草了一份和平倡议书(倡议两党放息火,共同建国),手书三份,分别呈周恩来、蒋介石和美国代表。周的一份由梁漱溟送达。周一看,当即哭了,并边哭边数罗梁不够意思,弄得梁不知所措,直到梁答应努力追回另外两份。
有人从周恩来的择偶观和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推测周恩来同志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同志。但这只能悬疑。周恩来可能是一个同志,但不会绝对。罗瑞卿的儿子罗宇的回忆录中写道,直到文革前夕,邓颖超还叫他妈妈帮周恩来介绍女朋友(邓颖超的出发点是想延续周恩来的基因)。至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爱,可以解释为周不喜出人头第的谨慎个性,加上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周恩来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他也事实上长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最高军事领导。但他却诚心诚意地向毛泽东让权,自己甘为毛后。重庆谈判时,毛的安危是有保障的,但周恩来还是坚持为毛的饮食试毒,在毛吃之前先吃一口。这等于是向毛预演了日后的君臣关系。革命成功后,周惟毛马首是瞻,以毛的爱好为爱好,以毛的是非为是非,毛要他取谁一条命,他绝不只取半条。为了维护毛,他甚至对中央委员讲,“讲政治就是搞好和江青的关系”。凡此种种,都被国人认为是忠臣良相的本分。
如果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也可以说没有周恩来,就不能成就毛泽东。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说没有周恩来就没有新中国。这包括两重意义,首先是新中国的建立,如果没有周恩来,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贯彻,如果不是周恩来,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人盼望英明君主和贤良宰相的愿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身上实现了。但周恩来一生处于功高震主的巨大风险和无比荣耀之中。他非常有有自知之明。除了小心维护他的美誉,他一直战战兢兢地缩小自己和毛泽东的光圈的比例。在他的革命事业正值顶峰的时候,他就在考虑自己的后事。他的父亲埋骨重庆,他早就叫有关方面把坟墓平掉。他自己不留骨灰,并且留下遗嘱,他祖籍地的祖坟也要挖掉。
周恩来九泉之下应该放心。他所获得的哀荣超过了毛。他家的祖坟安全无虞。他去世后,产生了若干首动人心魄的颂歌,由中国最知名的老一辈歌唱家演唱,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出版的纪念册不计其数,纪录片不断重复播放,以他的革命形象为题材的电影会获得真正的票房而不是有关部门掏钱买票动员人们去看。
周恩来的神圣而完全的人格延续到新世纪。当官场腐败日常化以后,有人认为这是对周总理的背叛,在周恩来的祖籍地,曾经要求入党和升职的干部面对周的头像起誓。前几年,尽管周恩来已经逐步走下圣坛,但中央文史部门钦定的《周思来传》,仍为他的出生安装了“神迹”:当婴儿周恩来的生辰八字报到病入膏肓的外祖父床前,老人家听后,掰着指头算了算,欣慰地说道,小子大才!然后,微笑着闭眼离开了人世。(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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