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方毅:心中的两个周恩来

——周恩来去逝40周年祭日思
黄方毅(黄炎培子)
今为周恩来祭日,40年前周逝时我痛心无比,向有关部门要求送別他却被阻,只好冒着大雪到北京医院门口默黙地站立,回忆着储存在我心中的好总理形像,又含着热泪到长安街旁,挤在几十万市民中目送载他的灵车驶向八宝山。
我三五岁时就对周很有印像了,那时他隔一段时间就来我家,与我父黄炎培促膝交谈,母姚维钧也时有参加。那时五十岁左右的周十分帅气,肤色白里透红,两鬓刮得发青,神采奕奕,光彩照人,而且眼光真纯,胳膊时而有力挥动,时而曲静,全身都散发着诱人的魅力,我看他都看呆了。每次与父谈完工作,周都极有人情味地要对父母说去看看孩子们,于是父母赶快叫出两个姐姐当当、丁丁和我,和总理寒喧一会儿,弟弟冈冈那时还小。
与周相见的几个有意思的镜头留在心上。
有一次周来商洽父母去上海,做稳定沪上人心工作,谈完走出来,看到在院子里在玩耍的我们,立刻张口叫着我们的小名:“当当,丁丁,方方!”,我们围上去齐声叫着“周伯伯,周伯伯!” 周那次动情地拉着我们的手,对我们说:“我沒有孩子,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孩子,现在爸爸妈妈要去上海工作一段,你们在家好好的,我有功夫就来看你们!你们有事就来找我,我会对你们管到底的!” 父母走后,有一天在政务院机关亊务管理局工作的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张蔓云提着糖果来到我家,说周总理让她来看望我们,当时张也就四十余岁,穿着一身灰色咔叽布制服,显得挺精干。
还有一次,淘气的我正在爬树,我家北京宣内大街安儿胡同院子里有颗老海棠树,每入秋天,果实累累,我常常爬上去摘,那天恰总理未先通报便来我家,径直走到里院,看见树上的我,便站住了,父母闻声走出房间,与总理一起翘首望着树上的我,我从树上往下看,总理两只胳膊交叉抱胸,再三说:“方方,小心!方方,小心!”却未责备我一句,弄得父母也不太好意思骂我,我下到地上,向周总理深深地鞠了一躬,父母当着总理面也只好狠狠地瞪了我两眼。那天在父亲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我小学同学瞿安廉的母亲马阿姨也在场,几十年后还回忆起这段往事。
五十年代中期后周来我家次数减少了,在北戴河我见过他几次。他最后一次来我家大约是64年夏天的晩上,周恩来偕邓颖超一齐到来。周那晚着白府绸衬衫,灰西服裤,脚上一双黄皮凉鞋,手腕上带着白皮表带的国产上海手表。周先和父亲在客厅谈话,母亲拉邓阿姨的手来里院参观,当时姐弟都已住校,孩子里只我在家,正伏在书桌上写作业,暮地见我妈和邓阿姨进来,我惊奇起身,向邓问好。稍许寒喧后母亲说:“周伯伯来了,还不去问候一下!” 于是我赶紧跑去客厅,见周总理与父亲坐在屋角的两只小沙发上,头靠头,脸挨脸,在低声细语。见我进去总理望着我说:“一晃都这么大了,读高中了吧?” 我答高二了,仍笔直地站在那里,总理没再问我什么,也没再说什么,只是凝视着我,他在看我,我也盯着他看,看着那张我自小敬仰和熟悉的脸厐,居然凝视有几十秒,后来父亲终不耐烦了,挥挥手示意我走开,我向总理鞠躬走出客厅。50年前总理最后一次来我家的场景,尤其是那场几十秒的凝视,令我后来不时想起。
最后一次近距离见总理是1965年12月21日凌晨父亲去逝后,当日上午周恩来便来到医院,母亲当时巳给父亲換上了他已穿了多年的黑尼制服,领口袖口都已磨旧,周见到后对母亲说:“黄老一生操劳国事,让他穿身新衣服走吧!” 于是让人赶快购来新制服,给父亲換上。下午周恩来与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等人来到北京医院向父告别。几天后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周早早就来到中山堂大殿,殿里无取暧设备,寒冬腊月,极其寒冷,六十多岁的他却只着灰色中山装,走来走去,在那儿张罗,一会迎朱老总,一会接邓小平,我一直仔细盯着二、三十米外的周,直到哀乐声起,众人向父骨灰三躹躬,尔后走来与我们家属一一握手,周与我握手时看着我,用他特有的南方口吻对我说;“好好学习!”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文革中68年初,母亲不甘造反派屈辱,以死抗争。69年在大连的我五兄自杀,女儿失踪,五嫂到京城上访找到总理办公室,总理派联络员去找,但未果。70年代初,我在外贸学院受审查挨整后被发配到太行山,73年秋,走投无路的我向周恩来写去求援信。当时我哪里知道他已患癌症,且正因对美谈判中被斥为“投降主义”而挨批。这一处境下的周恩来居然对我的信做出反馈,安排孙晓村(90年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处理此事。74年春节前后孙来到西便门我家,说周总理收到我的信,总理记得我,很是关心,要了解一下情况,可考虑安排我回北京。恰此时我已刚刚接到北京燕山石化厂的调函,于是我如实告孙,孙说我即向总理写报告汇报,我请孙代感谢总理。当时我无比感激他,心中常浮现他的形像,尤其64年与他对视的场景。
一晃几十年过去,过去不为人知的许多史料逐一爆光。外边先不讲,就我家经历的许多往事也才披露真相。原来从父亲到我们一直以为,我家只有三哥黄万里、四哥黄大能两位兄长是右派,后来才渐知道并非如此,不是二个而是七个,不仅三哥、四哥,而且五哥、大姐、四姐、四姐夫、二姐的大儿子七人被打成右派,二姐因信教被定为“反革命”。就连我自己,中学未能入团也系上边下来不准的指令。而我能考入外贸学院,据说还是周恩来发了话;“方方要学外贸,好事么!” 否则大学也像共青团一样对我紧闭大门。而这些说到底,都是冲我父亲而来,他长年为民请命。我因父而得福,也因父而受禍。
经文革、改革,走向老年的我们也日渐成熟,对过去,对历史更趋清醒,更加冷静。最近看到流传的史料,周恩来曾对刘少奇下过极其凶狠的批示,又亲批示抓捕自己的养女孙维世,近年又闻三年大饥荒后周下令消毁死亡人数统计等,类似史料纷紛抖出,使我接触到历史的另一侧面,心中出现了另一个周,与自小心中形成的截然不同的叧一个周。我也常问自己,到底哪个周是真?哪个周是假?哪个周更接近真实?哪个周是违心做作?心中常在疑惑。或者两个都是真实的周,是周的双重甚至多重性格之体现。这或许才是真实的历史,真实但又扭曲了的个性。这或许也是时代的局限,历史的悲哀。说到底,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伟人,也终逃脱不了体制的朿缚,制度的桎梏。对个人的历史评价是必要的,但对制度的反思与认识,则是更为重要与迫切。
随着阅历积累,我对五十年前周对我的凝视一事也有了更多的想像空间。那盯着我的几十秒中,总理是否想起解放前夕阻拦国民党运走黄金而被杀害的我二哥?是否想起反对修建三门峽而被打成右派的三哥黄万里?也是否在那几十秒瞬间对父亲这一他几十年的老友有些许的欠疚?也是否想对眼前这一被他看着长大他曾唤作过“我的孩子”的我施以关怀(一年后发话允我上大学)?当然这些今日的猜想,如同对林彪9.13事件后周曾号陶大哭一样, 永远地无解。但无论如何,也包括我个人在内,对周恩来的正面评价和好感,要远远大于对他的负面非议,尤拿今日的高官做参照,比起那些坐拥几亿,几十亿的贪官们,沒有子女,沒有财产,甚至沒有坟墓的他,不知是高尚了多少!从这一角度,我怀念他,中国的大多数人们也永远怀念他!
2016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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