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盈唐:给数学家当妹妹

独立中文笔会 二月 5, 2018

我有个当数学家的老哥,叫张益唐。他的名字在全球的数学界算得如雷贯耳,因为他对孪生素数猜想的研究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社会上充满了关于我老哥的传说,一个穷其必生,无视一切艰难,不懈追求的形象傲视着这个物质的社会。他是一个数学天才,他的数学成就,远不是一个好学生靠勤奋苦读,头悬梁锥刺股所能够成就的。那需要传奇般的天分,和发自内心对数学的无限热爱。正当少年求学的最好年龄,他却跟着妈妈到湖北干校锻炼改造,后来又独自回到北京当一名制锁厂的工人。文革结束,好不容易在北大度过了几年最美好的与数学相伴的岁月,当他雄心满满地踏上美国的土地,期望在那里再展宏图时,却遇到心胸狭窄自私的导师,让他的求职路充满坎坷曲折。他经受住了,其实以他的数学才能,在美国硅谷任何一家公司或金融公司都能轻松地获得不菲的收入,但是他根本无视这些物质上的诱惑,数学之美,才是他毕生的追求。

度过20多年清贫寂寞的日子,他终于成功了!首次证明了弱版本的孪生素数猜想。他的成功,是等待小鹿光临时的灵光一闪,更是他苦苦追求多年的厚积薄发。他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当各种各样的光环向他袭来,他无措,甚至烦恼。但他值得,这么多的荣誉和称号!

他是我的老哥,大我十一岁的哥哥。常常有人用崇拜的口气来对我说:张益唐是你哥哥啊?真了不起!我们居然和名人离的这么近,和名人的妹妹是朋友,是同事。太荣幸了!是的,张益唐的名字现在成了充满正能量的传奇,成了很多知识分子崇拜的偶像。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很少有人还能像他这样坚守、执着,甘于寂寞清贫,不受物质世界的诱惑。

给这样一个数学家当妹妹,对于我,亦福亦难。我当然爱他,父母已逝,这个世界上除了女儿以外,他是我血脉相连,最亲的亲人了。但是回想过去的岁月,我往往忍不住的潸然泪下。那对他来说最艰难的20多年岁月,对我们,对他后面的这个家,也曾是那么煎熬的时光。20多年,他没有回国,甚至杳无音信,一对父母对儿子的挂念无从寄托,父亲早早地走了,走的时候没有哥哥的半点音讯。病弱的母亲,20年里最大的牵挂就是她最爱的儿子,但却一遍遍的希望,又一次次的失望,以至于最后当儿子终于站在她的病榻前时,她已经平静得好像儿子昨天刚刚来过。

很多人想从我嘴里听到我老哥的传奇,他的奋斗,他的成功,和我们家的故事。我时常一笑而过,打住话题。因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不容易展开的话题。这几年,我多想云淡风轻地回看过去的岁月,用几句轻松潇洒的话去笑谈我们走过的那些日子。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父母临走前期盼的眼神总在我眼前闪现,我无法轻描淡写地替他们表述那曾经揪心的感情,那曾经多少年得不到回应的牵挂和挚爱。

所以,我还是决定把这篇文章发出来,即使我写完后根本就不忍去读它,因为每次读到后面,我就会泪流满面。

敬请期待!

清歌如烟——我的哥哥我的家

——一个自由的灵魂,只顾徜徉在自己痴迷的王国里,他的视线超越了人间烟火,那些在他眼里都是过眼云烟。

但是,生活始终都在。父母亲人,家长里短,千缠百绕的牵挂惦念。你不理他,他会缠你。

既然不忍让卓越的才华被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平凡琐碎所牵绊,那么,帮他卸下身上所有的禁锢,放他飞翔,担当起本该他承担的一切。

你,别无选择!因为,你们是一家人!

——写给我自己的话

我敢说,全世界也找不出与我和我哥哥同名的人。

我出生在1966年。在那个红色的年代,父母往往给女孩子起名叫红,华,梅……,男孩子则往往叫兵,军,刚……,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浓厚烙印。

我和我哥哥的名字却大相径庭。哥哥叫张益唐,我叫张盈唐,字面和读音上非常相像的两个名字,都出自我那才华横溢的爸爸。爸爸姓张,妈妈姓唐,哥哥名字中的“益”与“一”谐音,寓意这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也暗含了父母希望这个孩子长大后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我是家里第二个孩子,爸爸妈妈认为两个孩子足够了,“盈”寓意着满足。还有父母的朋友的诠释:“你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你爸爸笑盈盈地看着你妈妈”,一句话把我家的生活日常勾勒得淋漓尽致。

我出身在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爸爸妈妈都在通信行业从事科研工作。哥哥比我大十一岁。我一直很不理解,父母生我哥哥的时候,还是二十五岁正当年,却为什么又在长长的十一年后,在当时已经算是高龄的三十六岁,生下我这个女儿。直到现在,我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也许冥冥中父母早已料到,一个注定要为事业献身的儿子,是不能指望他在父母身边扇枕温衾的,所以他们要有一个女儿来承欢膝下。

我的哥哥张益唐,从小就是个数学天才。为追求他心目中的数学之美,他默默耕耘三十年之久。在美国历经坎坷曲折,倾尽一生最好的年华,痴心不改。终于,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首次成功证明了弱版本的孪生素数猜想。其证明存在无穷多对素数相差都小于7000万的论文《Bounded gaps between primes》,在2013 年的5月被世界最权威的数学杂志《数学年刊》接受,《数学年刊》审稿人高度评价说:“这项研究是第一流的,作者成功证明了一个关于素数分布的里程碑式的定理。”因此,我哥哥的成就被誉为“敲开了世纪数学猜想的大门”,“是中国人有史以来在数学领域对世界的最大贡献”。随之,大小奖项扑面而来。

哥哥的研究成就,给了科学界一个巨大的惊喜。一个一直默默无闻,根本不被数学界知晓的普通教师,在沉寂多年后,突然取得了轰动世界的大成就,全球科学界震惊了,华人圈更震惊了。各种媒体,报道纷纷去探究他这么多年的生活历程。于是,少儿时代数学小天才的故事;北大校友对数学学霸的回忆;普渡求学期间的艰辛与倔强;找不到工作的几年在清贫中的坚定和坚守;一个普通数学老师的职业操守与教学生涯;朋友花园里的灵光闪现和豁然开朗;直到孪生素数猜想证明的诞生……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串起了数学家坎坷的经历和曲折的人生,迎合了一切传奇所需要的元素。

当2013年的5月,有亲戚把哥哥的新闻传到我耳中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在我的心里早已认定,我的哥哥,注定会为他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数学而倾其所有,穷其毕生。而我知道,从古到今,为数学献身者千千万万,但是真能登上数学顶峰的人却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会奋斗终身却一无所获,默默无闻,甚至穷困潦倒地度过一生。我和妈妈已经坦然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既然哥哥这么热爱数学,就让他沉醉其中吧,只要他身体健康,生活安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就放心了。其他的一切,在经历了这么多年揪心的期盼、等待和失落后,我们已经都不指望了。就像有一句话说的:你若安好,我便晴天。

而当我从网上真真切切地了解到,哥哥的确取得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并非八卦消息的炒作夸大后,我不禁一夜失眠,止不住的泪如雨下。记得我当时在微博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从没有期待过,因此当好消息不期而至时,我的第一反应却是迟钝。九泉之下的老爸,终该欣慰了吧!重病的妈妈,还有精神为此而骄傲吗?万里之外的老哥,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啊!即使是我,回首20多年的艰辛和隐忍,也止不住的潸然泪下!Congratulations,My dear brother!Congratulations,My family!”

每一个人的身后,都有一个家。因此我始终以为,每一个人的奋斗都不是孤单的。在你觉得最孤独无助,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的时候,其实还会有两双关心和关爱的眼睛始终在注视着你,那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无论他们在哪里。

如今,一切都归于平静,宛如一曲清歌,如烟飘逝。我的哥哥,已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可以更加自如地徜徉在他热爱的数学天地。我们至亲至爱的爸爸妈妈,都已长眠在故乡苏州的凤凰山下。只有我,虽然一直不忍回视,不想落泪,但终究还是硬逼着自己,去回望那过去近三十年的思念与亲情。让一个女儿,告慰天堂里的爸爸妈妈,你们为世界贡献了一个值得骄傲的儿子,一切的惦念担心都有了答案,你们可以安心了;让一个妹妹,告诉哥哥,你有一个多么爱你的家,你今天的成功里,他们的牵挂和承受,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

一位历经坎坷的数学家,背后一个普通的家,一双把对儿子的爱揉进生命中的父母。他们,共同谱出父爱如山,母爱似海的清歌一曲。

亲情与爱,是我要为哥哥传奇的人生故事中,增加的一抹色彩。

一、小时候,记忆中的家

我说的小时候,一直从我有记忆起,到我高中毕业,我哥哥出国那年。——1985年。其实不算小了!

因为那是我最无忧无虑的时光。虽然家里也遇到各种困难,坎坷,但是,那是大人的事情,与我这个最小的女儿无关。那时候我的脑子里,只负责存放我自己的各种幼稚而又浪漫的小女生心思,家里的大小事情,是不用我费心的。

现在回首看看,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小时候啊!

印象中,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爸爸在操心。说我名字的另一个含义是:“爸爸笑盈盈地看着妈妈”,其实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它生动地再现了我家当时的生活场景。我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好,除了喜欢做菜,包揽了家里主要的做饭任务之外,其他大小事情都是爸爸在照顾。而我的爸爸宽容,大度,幽默,细心,多才多艺,无所不能。他操持着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小到柴米油盐,阳台上的花,窗台上的灰尘;大到老妈的身体,哥哥的学业,我的功课,一切尽在他的操心之中。

我的爸爸妈妈,也算得那个时代的有为青年了。他们都是建国以前入党的老党员,尤其我爸爸,还曾以年轻的19岁地下党员的身份,参加过解放上海保护电台的斗争。解放后,为了支持首都北京的建设,在上海邮电管理局工作的这对年轻人离开故乡亲朋,只身来到北京,投身到国家的邮电事业中。和当时大批年轻忠诚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他们把祖国的建设看得高于一切,襁褓中的儿子被托付给上海的妈妈,两个好强的人废寝忘食地扑在工作上。当日常工作走上正轨时,一对年轻夫妻又不甘平庸,先后分别考上了清华大学和北京邮电学院。大学毕业后,爸爸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留在清华无线电系当了老师,妈妈回到邮电部工作。直到我出生那年,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那个年轻而又美满幸福的家,和当时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被席卷进文革的滚滚热浪中。

爸爸因为解放前地下党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叛徒特务,和清华大学众多教授们一起,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那是一个血吸虫病泛滥成灾,当地农民都望而却步的地方。不久,妈妈也接到通知到湖北干校下放。单枪匹马的妈妈很要强也很能干,先是把全家的家具打包送进了邮电部的仓库,上交了家门钥匙,然后一手抱着我,一手牵着哥哥登上了火车。先把我送到上海的外婆家,后带着14岁的哥哥到了湖北干校,在那里哥哥度过了他本该黄金的中学时代。后来又独自回到北京当上了工人。而我一直寄居在上海外婆家直到74年随爸爸妈妈回京。最艰难的几年中,我们家四个人,分别生活在北京、上海、江西和湖北四个地方。可想当时父母身在农场干校,对我们这对小儿女的牵肠挂肚。

五七干校

74年回到北京,刚开始全家团聚的生活,但却好景不长,76年的一场唐山大地震又引起上海外婆的担心。一次次来信来电,把我和多病的妈妈召回上海。一年多以后我和妈妈才又回到北京,全家人终于安定了下来。

文革后全家在北京团聚的几年是我们家最幸福的几年。爸爸妈妈和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想法一样,为了把文革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而拼命工作。哥哥在北京制锁厂当工人,把所有的业余时间花在了他钟爱的数学上。我从小学生到中学生,轻轻松松地上学,快快乐乐地享受着来自父母兄长的溺爱。

1978年哥哥考上北京大学,离开家去学校住校时,我还在上小学。1985年哥哥离开北大到美国留学,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

北大数学系78级30年聚首

汤涛院士的文章标题

妈妈总说,咱们全家在一起的那几年是最幸福的几年,可惜时间太短了。我算了算,不到10年的幸福光阴。

二、哥哥印象

在我从小的记忆中,哥哥和我,根本就不是同一代人。

我小时候和哥哥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3岁那年,我被妈妈送到了上海外婆家。这之前虽然和哥哥在一起生活过一年,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还是从刚到上海那天的淅淅小雨开始的。

上海的亲戚们告诉了我很多哥哥的童年往事。我外婆家是上海的一个工人大家庭。妈妈是老大,我还有两个舅舅,两个阿姨。最小的小阿姨比我哥也就大个五、六岁,所以哥哥的童年基本上是和我的小舅舅、小阿姨们一起摸爬滚打过来的。

虽然长着一个智慧的大脑袋,但是在调皮淘气方面,哥哥绝对比不上那些上海小孩,而且他年龄还是小,所以基本上就是跟着大孩子屁股后面乱跑乱跳。这时候,我那外婆就会颠着小脚在后面使劲追,嘴里嚷着:宝宝,宝宝(哥哥的小名),别跟着他们乱跑,小心摔!你们几个孩子,不许欺负宝宝!然后一把搂过我哥哥,像老母鸡护犊子那样搂进怀里。时间长了,大家就说,外婆是我哥的“保护阳伞”。哥哥对外婆的感情也最深。妈妈去世后我们一起整理妈妈的遗物,他把外婆留下的一对耳环珍藏起来带回了美国。

工人家庭没有那么好的学习环境满足哥哥强烈的求知欲。几个舅舅阿姨的学校读本,几本《十万个为什么》很快就被哥哥翻烂了,当大孩子们学习成绩不好时,哥哥还能煞有其事地给他们补课。很快,这些都满足不了哥哥探索知识的欲望,他很快盯上了大舅舅的一个好朋友,姚先生。

姚先生是个数学老师,每次来我家做客,哥哥就缠着他问这问那,甚至不让他和舅舅聊天,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和他讨论起高等数学。大舅舅有个经典的段子,时不时拿出来调侃一番。叫做“舅舅大喜之日,外甥大哭一场”。讲的是在我大舅舅的婚礼上,按家里的习俗小孩子要单独坐一桌。但我这个倔强的哥哥一定要和姚先生坐在一起请教数学问题。大人不同意,他就在舅舅的婚礼上大哭了一场,生生搅乱了一场喜事。

大一点的时候哥哥被接回北京,那时我们家住在清华园里。校园里满是满腹经纶的学者教授。哥哥如鱼得水,到处问大人问题。慢慢的这个奇怪的小孩子在清华园就有了点小名气。再后来,跟着妈妈到了湖北干校,他还是到处问问题,好在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多,大家也都喜欢这个小小年纪脑子里却装满了高深知识的孩子。所以哥哥基本没有上过中学,而他的那些知识,都是自己自学来的。

1974年回到北京后,妈妈被爸爸在文革中的遭遇吓怕了,坚决不同意他再回清华大学当老师。因此,爸爸又调回了邮电部,和妈妈一起,在邮电部传输研究所工作。初回北京,父母单位分给我家的房子是分开的两个单间。我还小,所以和爸妈住在一间,哥哥住在单独的另外一间。年少的我,只记得哥哥的工作总是三班倒,剩下的时间也都窝在他那个小房间中捣鼓他的数学,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看到他。自然,大我十一岁的他,也是不屑与我这个小毛孩子多说话的。

后来搬到传输所的后院宿舍,房间大了点,但还是分开在同一幢楼不同单元的两个单间。哥哥继续把下班后的所有时间献给他的数学,他喜欢他的小屋,安静不受干扰;他宝贝他的时间,除了吃饭时间外,最多也就是逗逗我们几个小孩子玩,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

其实对哥哥的印象,更多的来自于妈妈。我一向知道,在家里爸爸更多喜欢我一些,而妈妈,就简直是太偏爱她的儿子了。在妈妈的口中,我总是那个贪玩,爱看电视,爱读小说,就是不努力学习的孩子,她总是要求我向哥哥学习。“你看你哥,从来不看电视。一心钻研学习。再看看你,总是坐不住,总想着出去玩。”这是我妈妈的老生常谈了。我不服气,谁也不可能整天像我哥哥那样学习啊!同时我也不在乎,只要有我爸爸喜欢我就行了。

当然,哥哥对妈妈也一直很孝顺。有时候妈妈生病上医院,他会背着妈妈跑上跑下。记得我们家有几年住在复兴门的12层高楼,那时的电梯到晚上11:00就停运了,有几次回家晚没有赶上电梯,哥哥就一直背着妈妈爬了12层楼。

印象最深的是哥哥报考大学。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哥哥的政治考试成绩不够,没有上成理想的大学。1978年,又到了大学报考的时间。我这倔强的哥哥,却不愿报考北京大学的数学系了,他要直接报考另一所大学的数学系研究生。

我妈妈的一贯思想是学习要循序渐进,扎实基础。记得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靠着小聪明学习成绩还不错,老师几次建议我跳级,都被妈妈果断地反对掉了。到了我哥哥这里,一个连中学都几乎没有上过的人,居然想直接跳过大学,读研究生,妈妈觉得这知识学的太不扎实了。反对是肯定的,难就难在妈妈和哥哥,骨子里都是很倔的人,两个人都不肯让步,终于大吵了起来,这是我记忆中家里爆发的第一次大吵。即便好脾气的爸爸在旁再三调解,也无济于事。

问题的解决是妈妈拿出了杀手锏,她病了!

从小,爸爸就用他的身体力行,告诉我和哥哥,妈妈身体不好,我们都要照顾她,让着她。这一次,妈妈可能真的是急火攻心,一下子倒在床上起不来了。嘴里喃喃着:“我被你气死了,我病了,我不行了,我得上医院了”。

一看这架势,我们三个人都慌了。急急忙忙要扶妈妈去医院。然而妈妈又说:“不行,你不答应报北大,我就不去医院。”

面对妈妈的病,倔强的哥哥终于败下阵来,答应了妈妈。于是,神奇般的,妈妈的病不治而愈。

我有时候想,今天的北大,以有一位名叫张益唐的校友为荣。其实他们,还有我哥哥,都应该感谢我的妈妈,如果没有我妈妈对北大至始至终的敬仰和坚持,没有哥哥对妈妈的孝顺,很有可能,哥哥就与北大失之交臂了。

一直以为我家是爸爸更喜欢我,妈妈更喜欢哥哥。直到去年,我在搬家的时候翻出了妈妈一直保存着的爸爸的日记。我读的时候很好奇,想知道在我的孩童时代,我的父母兄长们都在想什么做什么。结果我发现,其实爸爸对我的爱,只是一个大人对小孩子的爱,溺爱和娇宠。而爸爸对哥哥的爱其实更加深沉,那已经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交流和切磋,关注他的学业,关心他的发展,探讨他的未来。做过教师的爸爸,深知自己儿子的数学天赋,但是因为身处那个时代,20多岁的年轻人一心扑在事业和工作上,没有谁会像当今的父母一样去刻意地为孩子设计未来,还有不得不经历的各种政治风雨,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倾注在儿子的学业上,但他是知道自己儿子的与众不同的。父亲含蓄,他把情感的表露,把与儿子的交流,把对儿子深切的期盼和在他成长过程中一步一步的指点都写在了日记里,我读着爸爸遗留下来的日记,看着他写的或细腻周全或深思熟虑的文字,忍不住热泪盈眶。如果父亲地下有知,知道他的儿子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登上了数学研究的顶峰,他该是多么的欣慰和自豪啊!

而我,有时会懊恼,觉得哥哥和我的年纪差的太多了,没什么共同语言,我这个妹妹体会不到兄长的关怀。直到1984年我上高三的那年,才改变了这个印象。

高三的运动会上我跳高把腿摔了,很严重,只能拄根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几步。正值高考前夕,上学成了负担。那时候哥哥研究生快毕业了,在家里住的时间多一些,于是担负起推着自行车送我上下学的任务,同时帮我复习数学。虽然每次他都会和妈妈吐槽这个妹妹太笨了,但他还是勉为其难地帮我一直复习到高考。那段时间,18岁的我,在懊恼自己受伤影响高考复习的同时,也还有点小确幸,有个哥哥的好处终于显现了。

虽然孩童时的我对哥哥不太关心,但我还是知道哥哥的性格不像我们家人。我的爸爸妈妈,在单位里都是典型的好人缘。爸爸待人随和,幽默开朗,多才多艺,单位上上下下都喜欢和他交往,那时候,家里经常坐着三三两两找爸爸谈工作聊天的人。而我妈妈,就是典型的党员唐大姐了。本来就是研究室支部书记的她,热衷于关心单位同事的工作和生活。我呢,虽然是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孩子,但还算聪明灵巧,朋友师长们的一致评价是,这姑娘情商挺高。

而我哥哥的性格却是典型的清高自傲,“道不同不相为谋”。哥哥自有他的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聚在他那小屋里侃侃而谈,半天都不出来,那时候,会看出哥哥的兴奋。但是,对于他看不上的人,谈不到一起的话题,或是些家长里短的闲聊,他却一句话回应都没有,转身就走。毫不顾及所谓的礼仪礼貌。常常让爸妈在外人面前觉得尴尬。

而这,确是一位数学大师的真性格。靠着这样不合世俗常规的秉性,我的哥哥才能一路坚持住他的梦想,不屑于物质世界的诱惑,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与寂寞,走到成功的今天。

三、爸爸,病中的坚强

从小到大,在我的心目中,爸爸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话。19岁时,他就是上海南翔电讯台唯一的一名地下党员,领导了保护电台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因为地下党的经历,文革中他被当成叛徒特务,和清华大学的很多教授走资派一起,被送到江西鲤鱼洲那个血吸虫病高发区劳动改造了好几年,手上一直留有肝掌的红色斑块。但是文革一过,他就无怨无悔、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工作中,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是中国第一批研究移动通信的专家,是他们那代人把当时国外最先进的移动技术引进到中国,中国的移动通信事业蓬蓬勃勃发展至今,爸爸也算得奠基人之一了。后来中国移动通信大发展时期很多叱咤风云的技术精英,都曾是爸爸的下属或学生。工作上,我眼见周围的叔叔阿姨们对他的敬重和佩服,我知道爸爸以自己的学识和钻研奠定了在事业上的权威;生活中,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一切柴米油盐,大事小事,都是爸爸在张罗忙活。至今,我都无比羡慕我的妈妈,能有这样一个坚实的依靠。然后,他还写得一笔好字,舒展典雅的隶书像极了他沉静淡泊的性格。他喜爱中国的古代文学,唐诗宋词都造诣非浅,《稼轩长短句》和《白香词谱》两卷册子在他深受病痛折磨的日子里一直伴随在他的床头。他幽默诙谐,满腹经纶冒出一二,就会吸引住四邻老小。甚至,他还有闲暇时间和心情去为隔壁一个爱美的阿姨做条花裙子。

1969年,清华大学在鲤鱼洲创办试验农场(后称江西分校)

我总在想,哥哥也算是我家的奇才了,但他的聪明和天赋,绝对应该来自爸爸的遗传。哥哥的成果出来后,很多人都很佩服他,一个埋头数字的数学家却对文学、音乐等有着如此深的造诣与喜爱,只有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们从小浸染在爸爸营造的氛围中。我们兄妹俩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爸爸一手漂亮的隶书继承下来。

多少年后,当我看到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中陈道明演的陆焉识,身上那种荣辱不惊的隐忍、巧手体贴的平和,却掩盖不住内心的满腹才华和铮铮傲骨,那眼神那气质让我立刻想起了我的爸爸。那样一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淀与从容。

在全家人的心中,爸爸都是一棵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给我们支撑依靠。

当爸爸突然病了,我才知道,家里的大树倒了;而我,必须马上长成那颗大树。

一切的改变开始于27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时候,哥哥在美国留学已经5年了,而我,大学毕业不久,一门心思想和哥哥一样出国留学。

那个夏天,报了一个业余的外语培训班,计划考托福。记得那天下课后还和同学一起跑到北师大旁边的蓟门烟树去疯玩,晚上回到家时已经半夜了,却见爸爸铁青着脸在家里坐着,见我回来,很生气地问我知不知道几点了,为什么这么晚回家,还记不记得明天一早要陪他上医院。我有点心虚,为自己的贪玩,为爸爸从来没有这么严厉地批评过我。也有点委屈,我觉得晚点回家并不影响第二天陪爸爸到医院看病啊,其实我根本就没把上医院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在我的印象中,爸爸的身体超好,多少年也没个感冒发烧的,他怎么可能生病呢?

但是第二天和爸爸一起到了肿瘤医院,找到已经联系好的一位专家,做了很多检查,我才懵懵懂懂地知道,爸爸的病很重。食管癌,必须马上手术。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这将给我亲爱的爸爸,给我们的家,和我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当时才20来岁的我,心里对“癌症”这个词实在是没有什么概念。爸爸在医院里跑来跑去,做住院登记,和医生商量手术的时间。而我,只是傻傻地跟在后面,什么忙也帮不上。

天翻地覆的改变是从三天后的手术开始的。那天的手术,因为妈妈一直身体不好,爸爸不让她到医院陪伴,所以是我和爸爸单位的同事一起在手术室外等候。

早晨八点多推进手术室,大夫预测手术要5、6个小时,让我们耐心等待。然而,不到3个小时,爸爸就被推出了手术室。糊里糊涂的我被叫进医生办公室,却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噩耗:爸爸的食管癌已经转移,手术切除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又原封不动地合上了。术后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医生、单位同事和我商量,怕影响爸爸继续治疗的信心,也怕影响多病的妈妈的身体,暂时不告诉他们真实病情,只是说手术很顺利,肿瘤都被切除了。而病情真相和治疗方案,只是我知道。

我点头,眼泪决堤而下。

回到病房,我拼命忍住满眼的泪,强颜欢笑地面对刚从麻醉中醒过来的爸爸,和从家里赶来的妈妈,告诉他们手术很成功,病灶已经清除干净了。爸爸虚弱而欣慰地笑了,我的内心突然涌动起一种心疼,从未有过的,对爸爸的心疼!

27年前要和美国通电话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傍晚时分,我跑到在农业部工作的堂姐那里,用她的办公电话给远在美国的哥哥通了长途。

电话通了,当遥远的“hello”传过来时,我满心的害怕紧张,满腹的委屈心酸,好像都找到了出口,我哭着把爸爸的病情,手术的情况告诉了哥哥,抽泣着叫哥哥“你快回来一趟吧!”

哥哥的沉默让我的情绪也慢慢沉淀下来。他说让我好好照顾爸爸妈妈,说他马上寄钱回来让我给爸爸买药和补品,说他会争取机会回来一趟。

回到病房,我执意让爸爸单位的同事陪妈妈回家,由我留下来陪伴刚手术完的爸爸。

这一夜,爸爸虚弱地时睡时醒。我时而趴在病床边,时而躲到病房的窗旁,任眼泪流了一夜。生命中,爸爸是我最爱,最依赖的人了,我从来以为,他会为我铺设好一切,而我,只需要在爸爸的呵护下快乐生活就行了。却从未想过,爸爸也会生病,也会需要我的照顾。

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爸爸术后,马上开始了放疗。放疗的不良反应,使得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去,虚弱,呕吐,脱发,稍做活动就气喘吁吁,食物难以下咽。我家的大部分亲戚住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北京能够帮上忙的亲戚很少,那时也没有护工。单位同事虽然都很热情,但毕竟不好意思长时间请他们帮忙护理,妈妈的身体又不好,所以往返医院照顾爸爸的任务都落到了我的身上。单位很照顾我,同意我请假一段时间。我每天的行程是固定的,一早带着妈妈在家精心做好的饭菜,辗转几趟公交车到位于北京东南边的肿瘤医院,晚上,再回到位于西北边的家。

每天这样往返跑着,我的心里却充满了惶恐。20来岁的我,从来没有为家里的什么事情操过心,现在,爸爸的病像一座大山压在我的身上,医生三天两头告诫我这种危险那种可能,我却不能对自己的爸妈吐露实情,还要编出各种好消息去安慰他们。尤其是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爸爸,原来结实强壮的身体,一天天变的虚弱,我心疼的要命,却还要在他们面前强作欢颜,连哭都要偷偷找个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每天晚上,当爸爸催着我快回家时,我都是百般的不舍。看医院里别的病人,家里有亲人白天黑夜轮番护理,而我,就一个人,晚上没人照顾爸爸,万一有点事情可怎么办?可是,爸爸惦记独自在家的妈妈,怕她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或生病,每晚一定要我早早回家。

我急切地盼着,哥哥快回来吧,有哥哥在,我就有了依靠,一切就有了担当。

但是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哥哥的答复和第一次没什么两样。让我好好照顾爸爸妈妈,说他会多寄点钱回来让我给爸爸买药和补品,说他争取机会回来一趟。摸棱两可的回答让我听不懂他的真正意思。慢慢地我心凉了,我发现我真的不了解哥哥。我不知道,自己最亲的亲人病重,他为什么就不能回来一趟呢?什么事情比爸爸生病更重要呢?

来探望的同事朋友也每到必问,哥哥知道了吗?哥哥什么时候回来?我和妈妈无言以答,只好含糊:快了,快了……

慢慢的,我开始有点怨恨起哥哥来。

这时,病中的爸爸向我展示了他的豁达,他的乐观,他的坚强。

病情稍好一些,爸爸又担起当家作主的角色。他安慰妈妈和我,从不向我们抱怨他的病痛,反而时不时用风趣和幽默来减缓我们心中的压力。他镇定地为自己安排治疗方案。在朋友亲人的热心帮助下,他从肿瘤医院出院后,又先后到中日友好医院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化疗,到解放军304医院接受当时最新的一种生物疗法。治疗期间,他向病友学会了郭林气功,每天到家后面的小树林锻炼。虽然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说话时的气喘越来越厉害,但根本见不到他叹气发愁的时候。他向我们传递的,从来都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好的信息。

他一刻都没有忘记他的工作,病前他刚刚出版了一本书《移动通信》,由于反响热烈,出版社邀请他出第二版。他就在病床上反复改稿,和同事、编辑讨论修订,使那本书很快就得以再印出版。病稍好一些,出院后他马上又回到了工作岗位,那时候他是电信技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领导,他忘不了他的学生。

与我和妈妈焦急地盼望哥哥能回国一趟相反,爸爸却安慰我们说,随他吧!他一个人在外的日子不容易,不回来,肯定有他的难处,我们不要给他增加压力。

后来的日子里,爸爸身体稍好的时候,还是会一切如常地给哥哥写信,描述家里的生活,尽量轻描淡写地说起自己的病情,问候哥哥的情况。哥哥也会回信,信很短,只是说自己一切都好,但雷打不动地,会每月附上几百美元的一张支票,是给爸爸买补品的钱。再到后来,哥哥的来信越来越少,通信地址变来变去,电话也找不到他了。我们只是从时间上知道他应该是毕业离开了学校,但是他始终没有告诉我们他去了哪里。联系就这样慢慢地中断了。

张益唐与同行讨论

爸爸和哥哥之间的沟通,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我是那种在爸爸面前,有什么话都要啪啪啪地说出来,然后等着爸爸来给我出主意想办法的孩子,但是哥哥相反,他很少把他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家里,他更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有好消息时就会来信告诉家里,自己遇到难处了,他就不说了,来信也少了。研究不顺利,不肯发表自己认为不完美的论文,与导师关系破裂,毕业拿不到推荐信,没有工作只能打临工,居无定所甚至住在房车上,这些都是我后来从网上知道,但是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他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日子,也正好是爸爸病重的两年。现在的我能体会他当时的举步维艰,还有无法面对家人的落寞,所以他选择了沉默。他的逃避曾经让当时的我很气愤。但是我猜想爸爸能够感受到儿子所处的困境,所以爸爸也选择了沉默。一个病重的父亲,已经没有能力去帮助自己远隔重洋的儿子,那么只能选择不再给他增加负担,只能期待他自己度过难关。

手术打开又关上的时候,医生告诉我,爸爸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但是我那坚强的爸爸,凭借自己的乐观和勇敢,与疾病斗争了两年多。1993年的3月,春天即将到来的日子,才只有63岁的爸爸带着他对妻子的惦念,对儿子的牵挂,和对小女儿的不放心,带着满满的不舍,终于离开了我们。

电视剧《渴望》

1990年到93年,电视剧《渴望》持续热播,我每天傍晚从医院回家的路上,都能听到从家家户户窗口传来的“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的旋律。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旋律。每当听到它,我就会想起陪伴爸爸度过的最后的日子。想起我倚在爸爸身边,对他说:“爸爸,我怕以后对你的回忆,全都是你在病床上的样子”时,爸爸的神情黯然。想起1993年的除夕之夜,妈妈做了几个好菜,我们一起在病房,陪爸爸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吃完饭后,妈妈坚持要我回家,她自己在病房陪爸爸过夜。我一个人,在除夕夜空寂无人的马路上等车,再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呆坐,那种回天无术的孤苦,永远地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爸爸是一个深夜走的,第二天,是北京初春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却知道,天空再也不是以前的天空了,没有了爸爸的日子,和以前再也不一样了。

爸爸走的时候,我们已经联系不上哥哥了。我不知道,正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苦苦挣扎的哥哥,他能否感受到爸爸越走越远,再也不回头的背影,他能否听到我和妈妈的哭泣和呼唤?!

四、和妈妈一起走过的日子

爸爸的生病,让我彻底断了出国留学的梦想。爸爸走了,我知道,他万般不放心地把照顾妈妈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在心里发誓,即使是为了爸爸的嘱托,我也会照顾好妈妈!

妈妈从30多岁开始,身体就一直不好。有人说她是年轻时太勤奋,太好强了。比如,她在北邮上大学时,每天晚上宿舍熄灯后,还要躲在楼道里学习到深夜2、3点钟。长期以往,把自己的身体拖垮了。

妈妈身上的病,多得每次陪她上医院,我都很难向医生介绍全。上湖北干校的那段日子,条件太艰苦,心脏病多次发作,不得不送回上海病休。长期高血压演化成后来的脑梗,几次脑梗突发,送医院急救,把全家人吓出一身冷汗,幸好抢救都很及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又不知什么时候妈妈开始乏力,消瘦,没胃口,结果一查,是肝出了毛病,这是一种自身免疫系统出问题导致的肝损伤,治疗中用到激素,结果肝没治好,却导致股骨头坏死,几近瘫痪,大夫说需要手术置换,但是妈妈的身体综合状况使得我们不敢轻易同意手术,到处打听,做激光治疗配合中医,半年后老妈居然可以拄着拐自己慢慢走路了。但是从那时候起,妈妈就离不开轮椅和拐杖了。除此以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干燥症,白内障,……大大小小的病总是不断,往往是这个病稍微好一点,那个病就又冒头了。协和医院的病例,厚厚的一大本。平时,妈妈最注意自己的血压,最怕的是脑梗,但最后,却是肝损伤导致的肝硬化夺走了妈妈的生命。

妈妈身体不好,我不可能让她一个人生活。20多年来,妈妈一直和我住在一起。曾经一直以为,这么多年都是我在照顾体弱多病的妈妈,而等到妈妈走后我才豁然发现,其实,是妈妈一直陪着我,走过了这20多年的路。

她陪着我结婚生子,看我从一个女儿成长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帮着我一起把女儿带大。当我逐渐变成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后,各种家务琐事有时会惹得我心烦上火,冲老公发脾气,每逢这时,她必定坚决地站在我这一边,更加严厉地数落我老公的不是。慢慢地,我们全家人都知道,一旦我妈妈开始找女婿的各种不是并开始批评他,就说明这段时间老妈的身体状况不错,精力充沛。我们也就心安了。

她做得一手好菜,每天变着花样的饭菜让我老公婚后迅速从豆芽菜体型发展成了啤酒肚,不得不计划减肥。即使是后来实在做不动了,她也要打起精神调教家里每一个新换的阿姨,直到做出的饭菜合乎她的要求。这就导致我成了那个最不会做饭的人。

她看着我20年间,从一个青涩的职场小白,成长为一个项目骨干,专业带头人和科研管理者。我的工作越来越忙,出差越来越多,妈妈每天简短的日记上,便充满着“盈**号出差**地方,**号回京”“盈今天加班到*点才回”的字样。每次我出差,当我拎着箱子跨出楼道门后,回头总会看到妈妈站在窗边望着我冲我招手的身影。

她是个爱炫耀的妈妈,以前,儿子的数学天才曾给过她丰富的吹嘘素材,现在,这个话题再难以启齿,她只好退而求其次,朋友聊天时总要夸大我女儿多么能干,工作多么繁忙,对我多么孝顺……

退休的妈妈喜欢读报,订阅了每天都是厚厚一沓的《北京青年报》。因此她知道的新闻很多,甚至还是姚明的粉丝。每天晚饭的时候,是我们家最热闹的时间,妈妈要告诉我她从报纸上看到的各种新鲜事情,女儿要给我讲她学校里的大小趣闻,我坐在她们俩人之间,两个声音经常同时往我耳朵里灌,而我的脑子里却往往还想着白天工作上的事情,时间长了,就会不耐烦地止住她俩:“你们俩一个一个说,我没法同时听两个人说话。”这时,妈妈就会拿出长辈的尊严,对外孙女说:“你小孩子懂什么?不要打断大人说话”。而我那委屈的女儿,就只好默默地掉小金豆了。

年轻的时候,她曾经是个工作狂,玩乐享受对她来说简直是犯罪。年纪大了,身体差了,她却喜欢跟着我们到处去玩。冬天到郊区泡温泉,夏天到海边游泳,每到这时,她就会喃喃地说:“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可惜你爸和你哥没福气享受这样的生活”。

曾经以为多余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在窗前;曾经以为嘈杂的声音,再也不会想起在耳边。这时我才知道,曾经的一切,是多么弥足珍贵!

20多年,妈妈没有停止过思念儿子,每年哥哥的生日那天,她必定要煮上一碗长寿面。不像爸爸的含蓄,妈妈是要和我念叨的:“你哥在外面不知道怎么样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个消息”“什么时候能回来看看?”“不会出什么事情吧?”……而每当新闻里传来美国有什么天灾人祸的事情,她就总是很紧张地联想到儿子。总之一个妈妈能想到的儿子的各种情况她都想到了,但是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从93年爸爸去世那年,到2000年左右,我们干脆就找不到哥哥了。

各种亲朋好友的问候也让妈妈格外心烦意乱。说实话,天才的哥哥,在父母的朋友圈里还是有点名气的,时不时有人来看望妈妈时要问起:“儿子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其实是个好面子的人,她生有一个优秀的儿子,却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根本无从回答大家的关心。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是何等的煎熬。慢慢地,我和妈妈都开始害怕遇到这类问题,都学会了含糊其辞,一带而过。

那些年,与妈妈的心情不太一样,其实我是有点怨恨哥哥的。和爸爸、妈妈一样,我也是个很恋家的女儿,我根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哥哥这么多年会不给我们丝毫消息,难道他忘记了在北京还有他的一个家?还有妈妈和妹妹在担心他?

我会有很多胡思乱想。我猜想,也许哥哥和爸爸的感情不深?因为从小他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他会不会有点责怪爸爸对他关心不够?但是妈妈对哥哥的偏心是人人皆知的,哥哥不可能不爱妈妈。所以,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或者,是不是哥哥在西方的时间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母亲情,忠孝礼仪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很淡泊了?又或者,就是哥哥在美国的事业发展遇到了挫折,他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虽然朦朦胧胧想到哥哥在美国肯定过的不顺利,以我和妈妈对哥哥的了解,我们也知道哥哥绝对不会改变初衷,为了生活去从事别的工作。但越是知道他的脾气秉性,我们心里的牵挂就越多。

这期间,我们找过一切可能的关系帮我们寻找,但是,杳无音信。网上讲我哥哥的故事,总会扯出一条:2000年,妹妹在网上发寻人告示,家里找不到哥哥了。其实这件事情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因为这么多年来,多少次各种途径的寻找,找他湖北干校一起长大的发小帮着打听,找他大学的同学多方联系,各种找不到,我都已经数不过来了。如果不是顾及哥哥会有意见,我都要去找大使馆帮忙了。

最终找到哥哥,也是2001年左右,感谢万能的互联网,让我终于大海捞针般地在美国一个很不起眼的大学,新罕布什尔大学网站的教职员名单中,找到了哥哥的名字和他的邮箱。

当试探发出的邮件终于收到了哥哥的回复时,妈妈欣喜若狂。八年了,终于又和儿子联系上了。

那时候哥哥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安顿下来了,看得出他很喜欢他的工作。也很高兴和我们联系上,他寄来了他的近照,学校的风景照,那的确是一个美丽的校园。妈妈流着眼泪,心疼地说,你看,这照片上的毛背心,还是他出国时我亲手给他织的。这手表,也还是出国的时候带的。你哥哥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和哥哥联系上的几年,是妈妈又开心起来的几年。哥哥结婚了,寄来的结婚照也让妈妈放下了又一桩心事。岁月的沉淀,生活的磨难,使得这个曾经倔强一根筋的毛头小伙,开始体会到家庭的亲情。当我把妈妈和我女儿的一张合影寄给他时,他高兴地把照片放大了好几倍贴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到处和人炫耀,说张家有后人了。我女儿中学时有一年到美国参加冬令营,他冒着大雪从新罕布什尔跑到波士顿,早早地等在孩子们将要下榻的宾馆大厅,当一大群孩子从门外涌入时,他一眼在人群中找到了自己的外甥女。“那就是我们张家的孩子”。这是他在远离家乡20多年后,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见到了自己的后代,激动溢于言表。他对外甥女的喜爱出乎我的意料,以至于最近这两年遇到他美国的同事,听大家聊起来,我发现在他们当中,我女儿比我名气大多了。

和哥哥联系上后,妈妈又开始催着哥哥回国探亲。毕竟她已经太长的时间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了。她的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不好。能见到儿子,已经成了她生命中最大的期盼。

那些年,给哥哥写信,或是寄去妈妈的亲笔信,问他什么时候回国,做着这些,我心里愈发地不理解。为什么,哥哥回趟国这么艰难呢?

按理说这个时候出入国门已经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了,美国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让人神往的神秘国度,哥哥也很多次流露出回家探亲的想法。但是好几次,回国的手续办着办着就无疾而终了,哥哥只好找个借口,告诉我们他回不来了。

希望最大的一次就是2009年暑假,哥哥拿着中科院的邀请函去办签证,我们都以为这次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妈妈精心地为儿子儿媳准备好一套全新的餐具,甚至想好了欢迎家宴上的菜单。又专门买了一个杯子,上面一个羊的图案,因为哥哥属羊。

但是又收到哥哥的邮件,大使馆需要他提供以前的一些材料,还需要等待几个星期,这样就错过了暑期,他又回不来了。

我的涵养还是不够,我又一次急了,通信中流露出我的不满和责怪。他为什么就不能拿出他钻研数学的韧劲,去把回国签证搞定呢?按理说一个20年未曾回国的人,第一次拿着美国护照要办中国签证,大使馆有审查要材料还要走一系列流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太犟的哥哥,除了数学以外不愿迁就任何琐事,不愿迂回任何障碍,在办回国手续时遇到麻烦扭头就走。结果把回国变成了比破解孪生素数更难的难题。

就这样,在经历一次又一次殷切的期盼,焦急的等待和越来越深的失望后,尤其是2009年的那次打击之后,妈妈不再幻想哥哥还会回国看她。她一遍遍地对我,其实也是安慰她自己说:只要你哥哥在那里生活安定,身体健康,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也就安心了。也不求其他了。那个画着小羊的杯子,最终哥哥也没有拿它喝过水。那杯子成了妈妈的喝水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是拿着它喝水吃药。我不忍细想,每一次举起这个杯子的时候,老人家会是一种怎样的心境?!

有人说如果张益唐在国内,肯定会有来自亲朋好友,四面八方的各种世俗压力,他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但不管外界如何,起码我们家人从来不曾给哥哥施加过任何事业上的压力。一是我们家经济条件一直还可以,还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财务困难,所以全家老小都普遍缺乏经济头脑,钱财在我们脑海里就是有则多花,无则少用的身外之物,那些所谓富贵奢华的生活品质,也根本不是家人的追求。二则父母都很了解哥哥的秉性,他们知道他的倔强,知道他绝不会为五斗米折腰。其实家里对哥哥的最大心愿,就是他能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大学或者研究院所工作,专心地研究学问,时不时能回国看看逐渐年老的父母,让他们放心。但是就是这点最普通的想法,这么多年却成了奢望。

哥哥1985年出国,87年回过一次国探亲,然后就是25年的漫长离别,直到2013年8月,他才功成名就,再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真真是“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这时候,爸爸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妈妈也已无力再为儿子再做一顿家乡的饭菜。

2013年的8月20日,哥哥终于回国,那天正是妈妈的83岁生日。哥哥的第一次回国特意选在这天,也是想把儿子迟到的回归作为礼物献给生日和生病的妈妈吧!

无数次想象母亲与儿子在阔别25年后的第一次见面,该是怎样的百感交集,心

潮澎湃。为此我特意提前买了速效救心丸备着,怕妈妈过于激动出现意外。

但令我吃惊的是妈妈,终于见到了天天念日日盼的儿子,她却如此的淡定,没有眼泪,没有伤心,没有激动,她呈现给儿子的是一幅欢喜的笑容。

“儿子,你回来了”;

“姆妈,儿子回来看你了”;

“益唐,你回来姆妈就放心了。身体好吗?”;

“姆妈,我身体好的很,一点病都没有”;

“让姆妈看看你,嗯,我儿子没有瘦,也没有老”

……

平平常常的对话,好像儿子只是出了个短差,又回家了。

我至今也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妈妈在间隔20多年后见到她最爱的儿子,心情却如此平静。要知道妈妈以前一直是个感情浓烈的人,每每和我提起他的宝贝儿子,那份担心和无助的神情总是让我揪心。那天夜里我怕妈妈因激动而睡不着,仔细观察了妈妈的睡眠,却发现她睡的比往常都要香甜,酣然如婴儿。是再没有了牵挂而放心了?

2012年的秋天,妈妈肝硬化住院。对这样一个多病的老人来说已找不到根治的办法了,只能用保守疗法维持病情。2013年的8月,妈妈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浮肿,少尿,低烧,肝中毒引发的脑中毒……每日的活动仅限于床和轮椅,日常生活完全离不开保姆。但是儿子在国内的那10天,是妈妈精神状态最好的十天,她聚拢起全部的精神来迎接她亲爱的儿子,甚至坐着轮椅到儿子的住处巡视,怕他住的有任何的不舒服;还精神抖擞地参加了酒店的亲戚聚会。要知道这对于她的体力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儿子在的时候,她始终用幸福、满足的眼神追随着儿子的一举一动。她和我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躺在床上,儿子坐在床边,手握着手和她轻轻地聊天。就他们两个人。

而对于儿子取得的辉煌成就,她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激动。别人对她说:“你真了不起,生出这么棒的一个儿子,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她说,我只要看到我的儿子,看到他健康快乐就够了,别的我不关心。

有一天,她坚持唤回了在外忙得不可开交的儿子,在家里摆上爸爸的遗像,插上三柱香,她和儿子坐在一起,握着儿子的手,絮絮叨叨地给他讲那些年的辛苦和思念。她告诉自己的丈夫,儿子终于回来了!终于……

她说,我安心了!

等儿子回美国后,妈妈用全身力量强打起的精神终于散了,勉强支撑了不久,她就住进了医院,与病魔挣扎了2个多月后,2013年年底,妈妈走了!

那也是个夜半时分。妈妈平静、安详地离开了。

在告别妈妈的时候,有老朋友感叹说,以前我们总说你妈妈是有福气的人,还真是这样,她终于在有生之年,等到了日思夜盼的儿子。

是的,妈妈是个有福气的人。在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里,虽然她早早地失去了丈夫,没有了儿子的音讯,但是她还有女儿,还有很多很多爱她关心她的人。感谢我的公婆,在我结婚的时候,他们让自己的儿子住了过来,陪我和妈妈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平常日子里他们待我的妈妈亲如大姐。感谢我的老公,20多年和我一起不离不弃地照顾着妈妈。好脾气地忍受着她有时并不讲理的挑刺和唠叨,甚至把这当成了生活的乐趣。很多年的时间,每周五上午他都开车带妈妈去协和医院看中医专家门诊。感谢我的女儿,在她高考复习最关键的时候,在学校老师反复叮咛家里的一切要为孩子高考让路的时候,我们家的重中之重却是姥姥的病,根本顾不上她的学习和营养。她每天早起自己买早点骑自行车上学,晚上自己下完晚自习后回家,再继续躲在小屋里学习,从来不对我们提什么要求。感谢我的堂弟,妈妈病重最难的时候,是他伸出了援助的手,让我妈妈在最后的日子里得到医院最稳妥的护理,没有痛苦地离开。感谢协和医院的大夫们。中医董大夫的门诊号非常难挂,特需门诊又奇贵,而我老公每次推着妈妈的轮椅去看病,他都马上给现场加号,而且加的只是十几元钱的普通专家号。消化内科的方大夫,在两次妈妈病重的情况下,马上给开了住院单。而一般情况下,这样病重又只能采取保守疗法的老病人,像协和医院这样高级别的医院是不愿收治的。我还要感谢妈妈最后的护工小王,一个胖乎乎安静的甘肃女子,在妈妈最后的一个月里,24小时陪伴在她身边,为她擦洗翻身,喂她喝水吃药,照顾她的细心程度超过了对待自己父母,让妈妈最后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妈妈离开我们的那个深夜,又是她告诉惊惶悲伤的我们,该做什么怎么做……

我还要感谢许多人……

我也回看我自己,给数学家当妹妹并不容易。哥哥一生的坎坷与数学缠绕交织,我又何曾未受影响呢?20多年里我长成了自己不曾期待的模样。爸爸刚生病时我自己还满身公主病,那时我知道必须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爸爸离开我们的时候,我舍弃了我的出国梦,从此安稳在北京和妈妈一起生活了20年;而当我刚刚送走妈妈,打拼多年的职场又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咬咬牙忍了!刚经历人生跌宕的生离死别,再没心情在现实游戏里打怪斗妖,却也不肯迁就。骨子里我和我老哥还真是一个秉性。一个一直看我长大的大哥,感慨地对我说: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公主啊!现在变化好大!

一切都过去了,哥哥的艰难蹉跎,父母的牵挂惦念,和我目送双亲远去的无奈。我多想云淡风轻地回看过去的岁月,用几句轻松潇洒的话去笑谈曾经走过的那些日子。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父母临走前期盼的眼神总在我眼前闪现,我无法轻描淡写地替他们表述那曾经揪心的感情,那曾经多少年得不到回应的牵挂和挚爱。

我只能写下这些文字。

今年冬天,江南大雪,凤凰山上,父母的墓也该被白雪簇拥着吧!待到清明春来时,我想飞到苏州,飞到凤凰山。坐在父母的坟前,我也要点上三柱香,再把写着这些文字的白纸,烧成青烟袅袅。对着江南的青山绿水,我要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放下所有的惦念和牵挂吧,天堂安息!

后记

我哥哥和我家的故事写完了!感谢大家这几天耐心看我的文章,很久不提笔了,都生疏了。

感谢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回复和留言,谢谢大家的鼓励!我想说明的是,我发出这篇文章,并不是想让大家陪着我一起感伤。过去的已经过去,况且在过去的岁月里,生活也为我的家呈现过更多的美好和欢笑,我并不是个伤感的人,所有的快乐我并没有淡忘。我写这篇文章,只是为了在广为流传的我哥哥的故事中,留下关于我们家的真实印记。

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纪念!

再次谢谢大家!

本文主要部分转自张盈唐女士的博客(http://blog.sina.cn/dpool/blog/u/2025129693#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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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敏:不许鼓吹“蒋经国时代”

蒋经国1910年4月15日出生于浙江奉化,1925年,15岁的蒋经国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被当时所在的上海浦东中学开除,以后又在北京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游行而被关押了两个星期。1925年10月19日,15岁的蒋经国离开中国,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即被拉进了苏联共党。“四.一二”后,蒋经国被贬至西伯利亚服苦役,风餐露宿喝地沟油,还在那里被迫诋毁蒋介石。他成了斯大林的“人质”,苏联以他的性命要挟蒋介石。直到中共合法化后,1937年4月19日他才回到了中国。

1939年春,蒋经国到赣州,接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三青团江西支团部主任。1939年12月,日军趁乱(或故意)轰炸溪口镇,其母毛福梅被炸死。蒋经国赶回溪口,日后树立“以血洗血”石碑。

蒋经国为了培养自己的班底,他办了一个青年干部培训班。第一期青干班设在赣州西郊赤硃岭,学员150 人。有一位涂脂抹粉、装扮入时的女学员,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她叫章亚苦。1911 年生,江西万安人。在邂逅蒋经国之前,她曾两次结婚、两次离婚。她结识了蒋经国后,曾亲自写信给蒋经国,诉说自己的不幸与抱负,表示对蒋经国的崇敬。训练班结束后,章亚若被分配在赣州专员公署,成了蒋经国的随员和亲信。日久生情,两人热恋起来。很快,就半公开同居起来。章亚若怀孕后,蒋经国决定派部下桂辉送章亚若到桂林去待产。1942 年3 月间,蒋经国设宴为章亚若送行,王昇等作陪。分手时彼此难舍难分,犹如死别。到桂林不久,章亚若就生了一对不足月的双胞胎。这就是蒋孝严和章孝慈。蒋孝严的儿子将万安生于1977年,如今已经是台湾的立法委员。

1949年12月,蒋经国随父亲从重庆飞往台湾,1950年蒋经国担任民国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1964年升任国防部长,1972年6月26日任行政院长。1978年蒋经国任总统,直至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

蒋经国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清廉。

蒋经国的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饰政风。蒋经国去世后,蒋夫人靠政府补发的20个月俸额为生,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俄国后蒋方良再也没有回到那片生养她的土地。由于蒋经国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2.利为民所谋。

蒋经国在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行政院长俞国华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后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为民谋利必须深入民间。他在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78-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他到煤矿参观,接受矿上保卫人员搜身。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3. “均富”。

在蒋经国主政期间,大批贪官污吏被清除,政府大量投资农业、公路、机场、港口、裁减军费。在5-6年内,台湾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四小龙之一。台湾奇迹,奇在经济成长的同时实现了“均富”。从1972年到1988年,人均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最高1/5家庭与最低1/5家庭的收入差,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其它国家或地区能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而贫富差距却限制在8%以内的。这表示经济成长的硕果,由全民共享,财富没有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至今,仍被台湾人津津乐道。

4.博大的胸怀。

蒋经国访问美国被刺未遂,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美国放了刺客。1970年4月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正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美国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不足10米处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仇伸冤!”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被制服。风衣刺客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黄文雄。蒋经国这顿难忘的午餐还未吃完,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就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他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美国成就了经国的仁慈,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很长时间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自言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蒋经国自此没有再离开过台湾一步。他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湾本土的精英人士包括李登辉。

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群众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蒋经国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被判无期,其它均判14年以下有期徒刑。

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容忍上。1954年,非国民党人士高玉树竞选台北市长获得多数,当局本欲宣布选举无效,只是碍于美国“大使馆”已经报告了高玉树获胜。事情捅到蒋介石处,蒋经国建议蒋介石批准同意此次选举结果。

5.不许鼓吹“蒋经国时代”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就职的当天下午,他对外发布了三点“指示”: 第一不许称“领袖”,第二不许叫“蒋经国万岁”,第三,不许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公众场合和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蒋经国就曾有过与党外政治力量沟通的安排。

1983年,在接受西德记者采访时,他第一次肯定了党外运动的作用,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帮助。

1984年5月11日,台北市一些人成立了“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名曰研究会,实际为党外公职人员的政治联络组织。1984年11台湾“内政部长”称“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为非法组织,但国民党并没有取缔。1985年台湾地方选举,政府允许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的人员参加竞选。

在蒋经国晚年,台湾人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将成为新“太子”。事实上,蒋经国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可惜形势比人强,江南事件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

江南曾在蒋经国创办的政训班受业,称得上“天子门生”。赴美后闲暇之余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报纸上连载蒋经国的生平事迹,最终汇集成第一本《蒋经国传》。事实上,书中多是新闻,谈不上多少隐私。1984年10月15日,江南在美国遭台湾情报部门暗杀,据传是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秘密策划。“江南命案”发生以后,侨居海外的台湾华人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查明真相。不久,此案真相便大白于天下。于是海内外舆论焦点对准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和蒋氏家庭。最后,蒋经国透过判处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陈启礼等人,并将蒋孝武外放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勉强平息了“江南命案”。

1985年,台北发生官商勾结、坑害数千储户的“十信案”。这些事件的曝光都使台湾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与此同时,大陆因为经济改革释放出来的动力,受到国际瞩目。在这种压力之下,蒋经国也在寻求新的应变之策,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刚处理完毕,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就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1985年12月25日,在“民宪纪念日”庆祝会上,蒋经国离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放弃权力垄断;从而结束了他身后的“蒋家王朝”;同时宣布国民党“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

1985年施明德曾传话给蒋经国,“要求解除党禁,释放除我以外的美丽岛受难者”。

1986年3月29日,蒋经国于国民党12届3中全会提出“政治革新”案,宣布实行宪政民主的时机到了。他任命12位中常委,审查主要政治问题并草拟改革方案。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1986年5月,蒋经国又指示,让体制内人主动与“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的人展开对话;由陶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识分子做中间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党外代表当年5月有过两次面对面沟通。

改革遭遇掣肘,蒋经国启用了李焕。在与李焕的长谈中,蒋经国交待了自己设想的三个改革目标: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实际上,自1960年代开始,蒋经国已开始对国民党本身的年轻化、现代化改造;至1980年代,大部分国民党代表,是通过竞争选举上来的,而非依赖威权体制的赐予。第二,取消“戒严”,解除报禁党禁。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政府回归到宪法层面去施政,意味着四六宪法重放光芒。第三,“两岸统一”。蒋经国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

1986年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也就是说,民进党出世之前他已多次放出善意的信号。

1986年9月28日,135位党外领导人单方面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反对党正式诞生。这一作法与宪法临时条款相抵触,但《中国时报》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则消息。司法部对民主进步党提出指控,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抓人,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同时蒋经国宣布,戒严和党禁即将解除;只要政党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不拥护共产主义和不搞台独,就可以成立。

国民党专政派要禁,蒋经国指示李登辉“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全为念,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范围内,研究组党的可能性。”

当时,美国国会和政府督促台湾当局实行民主化改革。1986年10月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

1986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葛兰姆(Katherine C.Graham)时,宣布“即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当时的英文翻译正是马英九,他感觉“身上好像有电流通过!”许多国民党人反对蒋经国开放党禁,他们提出台湾人的素质太差,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解除党禁,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更没有“万岁万万岁”的统治者。蒋经国对他的同志说: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1986年12月,民进党与国民党作为两大主要政党同时参加全国大选。民进党赢得立法院12个席位和国大的11个席位。国民党分别赢得59和68席。

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的政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戒严”体制下,“警备总司令部”可随时进入公民家中检查户口,审查和惩罚书报杂志,可制止、解散公民的游行集会,可禁止公民罢工、结社,可对公民的出入境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可任意拆阅、扣留或没收公民的私人邮件、电报,乃至以军法来审判非军人的一般公民,等等。一句话,“宪法”赋予公民的大多数基本权利几乎都被无情剥夺。诚惶诚恐地在这种“老虎”体制下生活了38年之久,岛上民众终于迎来了“解严”的一天。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此反映非常平静,甚至有点儿冷淡,没有出现人群纷纷涌上街头狂热欢庆的景象。

1987年11月1日,蒋经国宣布准许人民回大陆探亲。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着轮椅到台北中山堂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的国大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经国不以为意,先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总统致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经国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88年1月1日宣布解除“报禁”,这份政令,盖上了蒋经国的大印,用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的话说:“历史的一刻,终于来到了!”过去的禁忌没了,各种形式的深入报道的出现,加速了台湾政治民主化。

1988年1月5日下午,蒋经国向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口述遗言:“我现在身体不好,万一长眠不起,众人不要怀忧丧志,仍应继续努力,推行民主宪政建设以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1988年1月13号,蒋经国去世,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 原载: 凯迪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February 1, 2018

陈奎德:自由中國之中樞—胡適

胡适

胡適先生

個人主義:自由之魂

在中國,提到胡適,就必然想到自由主義;而提到自由主義,也必然會想到胡適。胡適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中樞人物。
胡適的自由主義的倫理基地是個人主義。其思想基礎早在”五四”運動以前就已經奠定。他在美國留學期間所受教育以及關於知識份子應當保持中立和獨立的一貫認識都在推動他走上自由主義者的道路。特別是他所接受和宣導的十九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思想直接導致自由主義。

胡適宣導個人主義的代表作是《易樸生主義》一文。這篇文章在五四運動以前對於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產生較大的影響。他在文章中宣導的個人主義在當時確定 “最新鮮又最需要的一針注射”(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提倡自由獨立的人格和為我主義的個人主義。他指出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使之得不到自由發展,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和人格,應當成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張。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一是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須使個人擔幹係負責任。”個人若沒有自由權,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到底不能發展個人的人格。”[1]一個自治的社會,一個共和的國家,都應當使個人有自由獨立的人格。社會國家若不允許個人有自由獨立的人格,”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2]胡適在提倡個人主義的同時,反對狹隘的國家主義。易樸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從來不是狹義的愛國者。這是胡適對易樸生個人主義思想的徹底性的認識。易樸生曾經表示,國家的觀念終將消滅,人類觀念終將興起。胡適以此推斷易樸生晚年一定進入”世界主義”的境界。這說明易樸生的人類主義或世界主義思想對胡適是有影響的。

國家主義是個人主義的對立物,也是自由主義的對立物。胡適宣揚個人主義也是為了剷除國家主義。個人在鑄成自由獨立的人格以後就會產生同國家的惡勢力相抗爭的勇氣。

胡適希望青少年朋友都能像易樸生筆下的娜拉和斯鐸曼醫生那樣,努力鑄造自己的個性和人格,”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3]中國要擺脫愚昧落後的狀況,需要的不是國家主義,而是個人主義。”歐洲有了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於麵包,愛真理過於生命的獨立特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然而中國的統治者總是把國家主義強制灌輸給國人,以國家利益為藉口壓迫個人自由。如此惡習,一代甚於一代。你要個人的自由,會有人說先要爭取國家的自由;你要個人的人權,偏有人講國家主權比你個人的人權更重要。國家主義者千方百計地為壓迫自由人權的行為辯護。胡適直接對此種國家主義挑戰:”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打著國家的幌子肆意剝奪公民個人的自由,這是國家主義者和一切奴役者的一貫作法。根據他們的邏輯,你若爭個人自由,便會危害國家利益,他們所謂國家利益說到底,就是他們依靠專制主義手段欺壓人民所獲取的既得利益。國家主義所要造就的是完全喪失自由獨立的人格的奴才。胡適號召個人要真實的為我,鑄成自由獨立的人格,這是從根底上破壞國家主義和其它一切集體主義和奴役主義的理論。人在形成自由獨立的人格後,自然不會滿足於現狀。自然敢於說老實話,敢於攻擊社會國家的腐敗情形。

簡言之,胡適的自由主義是反國家主義、反集體主義的,個人主義是其本體論核心。這是抓住了自由主義精髓的。

清醒獨立堅守不渝

當自由主義、憲政民主作為一種價值理念從歐美向東亞推進時,會產生怎樣一種歷史後果?這是人們反復琢磨的富有挑戰性的問題。

我們曾談到,袁世凱恢復帝制失敗而於1916年去世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一方面,在實踐上,憲政試驗陷入困境,老百姓遭受了局部戰亂之苦;但 另一方面,由於中央權威與控制力的減弱,由於國門開啟,西方思潮湧入,致使該時期在文化、社會、經濟等各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發展,成為現代中國文化最 為繁榮的時期,政治理念大飛躍的時期。

如狂飆降臨,中國的五四運動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興起的。

而把胡適推向中國思想界的,首先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

如果仔細分析,事實上,有兩個「五四」,它們具有不同的內涵。

一個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它以《新青年》雜誌為中心,是從1915年到1923年掀起的一場文化啟蒙運動。其基本的精神資源是自由主義,其基本口號是「民主與科學」。

另一個是作為救國運動的「五四」,即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會外交失敗而爆發的學生遊行並火燒趙家樓的事件,直到6月3日上海的總罷市為止。其基本精神資源是民族主義,其基本口號是「外抗強權,內懲國賊」。

可以看出,這兩個「五四」雖然不是絕對衝突,但根本精神是很不相同的,存在著內在的緊張。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五四」的卓越代表。 這場運動,第一個攻擊目標是中國的文言文,即過去一直沿用的書面文字。它是由美國留學回來的胡適博士發起的。文言文與人們普通的口頭語言 很不相同,只有極少數的人一輩子下苦功才能學會,而不會的人根本不能進入上層社會,也無法書面表達自己的思想。胡適的文學革命,首先就要大家用白話文來寫 作,「我手寫我口」。古文的專制從此就被推翻了。

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是激烈反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反對儒家倫理,提倡「科學、民主」,追求個性解放。在這方面表現最突出的是陳獨秀。應當指出,當時提倡 的「民主」,主要是指反對等級,反對專制,宣導平等,主張平民主義,帶有民粹主義傾向。而當時提倡的「科學」,則是「真理」的代名詞,不容懷疑和批評。

新文化運動在文學方面最傑出的代表是魯迅。他使用天才的白話文創作的小說等精神產品,對中國專制與宗法傳統進行了深入骨髓的空前尖銳的抨擊,他從過去「仁義道德」的書本中,讀出了滿篇的「吃人」二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民族主義之翼

「五四」的另一方面,即民族主義方面,實際上更深地影響了中國的現代進程。中國近代的激烈的反帝國主義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學生運動傳統的發煌。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會的凡爾賽和約竟然把山東原來德國的租界移交給日本,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竟受到如此不公正和屈辱的待遇。消息傳到北京,北大 及其他學校的三千多名學生立刻集合在天安門遊行示威,要求取消日本對華的「二十一條」,收回山東租界,拒絕和約簽字。他們火燒趙家樓,拳打駐日本公使,北 京政府逮捕30多名學生,全北京學生立即總罷課,並通電全國,於是發展到上海、天津、南京、武漢、杭州、廣州、九江和山東、安徽等地工人舉行了中國歷史上 第一次政治罷工,商人罷市並抵制日貨。在全國強大壓力下,6月6日至10日,政府被迫釋放被捕學生,撤去負有責任的官員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的職務,並 於28日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這一運動的顯著特點是,它是由知識份子所發動和領導的。這些人正是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後受新學校教育或留學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讀書人,他們極大地強化了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

同時,如前所述,當時,在鄰居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誕生了世界歷史上的第一個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政權,列寧把該意識形態改寫為非西 方的殖民地國家反抗西方宗主國的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很快傳入中國,在當時中國很多先進知識份子看來,它既是西方傳來的最新「科學」,又是本民族反對西 方列強的武器,所以非常投合他們的科學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心理需求,支配了相當一批中國知識者。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自由主義聲音以後受到了一系列的挑戰。。

五四當時及以後,在學術界,文化界,思想界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爭論,胡適都參與其中,甚至差不多經常都是主角。譬如,關於整理國故,關於問題與主義之爭,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論爭,關於東西文化的論爭,關於人權問題的論爭,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論爭等。五四時期,影響中國文化的思想家和學者,作為領袖人物,人們一般容易提到三位:胡適、陳獨秀和魯迅。論及所受外來影響,魯迅和陳獨秀主要受日本的影響,胡適受美國影響。有人曾說,在中國,受日本影響的思想家更深刻,而受英美影響的思想家比較淺,比較明白。但是,這一觀察有其盲點。對我而言,思想的內涵、傾向、其是非及其生命力,這才是更為基本而強有力的因素和判别標準。

民主還是獨裁?

中國五四運動之後至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是中國社會相對穩定時期。在這段時期內,雖然有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某種束縛,然而這一束縛只是威權主義,並非極權主義統治,因而尚存在相對的思想言論學術自由。這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逐步深化,人才輩出的時期。

1930年代初,在中國知識界內部,曾發生過一場關於國家政治方向的大辯論: 民主與獨裁的辯論。

由於1929年開始的美英國家的經濟大蕭條,由於蘇聯這樣的共產國家的存在與發展,更主要是由於義大利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一股世界性的思潮在蔓延,那就是:對自由主義對憲政民主制度的懷疑和否定的 潮流。從1933年開始,中國報刊大量介紹德國,希特勒,墨索里尼,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斯大林和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被稱為”法西斯主義聖 經”“的《德國國社黨黨綱》及希特勒的《我的奮鬥》,都是在這時候被譯成中文廣泛傳播的。以《獨立評論》為中心的被稱為”民主與專制”的論爭,就是在這種氣 氛中發起的。爭論的雙方基本上都是曾在國外留學過的學者。一方是丁文江、蔣廷黻、錢端升等人,一方是胡適等人。

早在1932年6月,著名學者傅斯年在該刊發表了《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得出”此時中國政治,若離了國民黨便沒有了政府”的結論。稍後,丁文 江、翁文灝分別發表文章,都是強調強權政治的。翁文灝呼籲說:”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更需要一個政府,而且要一個有力量能負責的政府。”1933年5 月,蔣廷黻發表《知識階級與政治》,有一段很著名的話,說:”我們應該積極地擁護中央。中央有錯,我們應設法糾正;不能糾正的話,我們還是擁護中央,因為 它是中央。”蔣廷黻還寫了《革命與專制》一文,以歐洲歷史為例,論證建立民族國家的重要性。他認為,中國得先經過一段新的專制,把國家建成統一的民族國 家。

胡適接連發表了《建國與專制》和《再論建國與專制》兩篇文章進行反駁,主張民主憲政。蔣廷黻寫了回應文章,堅稱”民主憲政不可行”,“惟一的過渡方法 是個人專制”。吳景超發表《革命與建國》作為聲援,突出強調領袖的重要性。胡適發表《政治統一的途徑》,反對蔣廷黻和吳景超的”武力統一論”,再次強調國 會制度。政治學家錢端升在1933年間還在讚美魏瑪民主,此時卻轉了一個大彎,表示擁護”集權政府”,認為納粹主義的勝利,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和共產主義 在蘇聯的勝利,都”給民主以致命的打擊,民主的弱點已暴露無遺”。他在《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一文中說:”獨裁是一種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 非放棄不可的”,”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力一定是無所不包的——即極權國家”。丁文江接連撰文,認為民主制度”緩不濟急”,需要高效的集權政 府以取代之,還進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制改為比較的新式獨裁。一時間,”新式獨裁”論在中國知識界得到熱烈的回應。

胡適 撰文《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再度強調民主,他說:”我可以斷斷的預言: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 逞的舊式專制。”

丁文江等認為當時日本一天一天向中國壓迫,中國國勢危急,必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中心,因而需要一段時期的獨裁。而胡適等人則認為,仍然應當堅持 實自由民主的政治,這種制度才可能從根本上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他認為:「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個人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 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應當公平地說,當時雙方都是在理性地討論,丁文江等學者,並不是要向國民黨獻策鼓勵蔣介石走希特勒的道路。他們也希望中國最終走上民主道路,只是認 為中國當時若要抵抗日本侵略的話,必須有一個權威的中心力量把全國統一起來。就是說,在國家危亡時,救亡第一,民主只能暫時捨棄了。這場論辯雖然未分勝 負,但仍然是有意義的——它不僅在學術思想水準上平分秋色,而且樹立了一個在知識界理性討論政治的典範。

本來,國民政府裡不少留學海外的菁英,現代獨立國家的一些基本特徵都具備了。在社會上,繼續著民國初年的一些文明發展,汽車、電影、劇院、書報雜誌、現 代學校、自主的海關稅務等等都出現了。雖然言論比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控制得更緊,但大體上民間媒體還是存在的。雖然國民黨在這段時期已經顯露出保守腐敗和專 制的陋習,並打壓社會變革,但在大都市以及外交軍事等方面也一步步在走向現代化,以至那之後一段時期被稱作有限而短暫的十年繁榮時期,一個歷史的機會。

在這樣的情勢下,胡適本是想完全作一個學人。他從海外歸國之後,曾有一句話:從今二十年內不談政治。他的想法是現在有些東西還沒有弄清楚,需要研究清楚後再說話。但是後來卻身不由己的捲入了很多的中國的政治社會事件中去了。那恐怕在當時中國國情下是很難避免的。列強在中國的橫行,特別是三十年代日本逼著中國沒有辦法冷靜下來,中國风起云涌,走上了一條靠發動群眾來進行抗日的道路。而共產黨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爭取跟日本作戰,抗日也確實是一個正大光明的題目。胡適當然也是主張抗日的。但是他希望中國先一步一步建設自己,最後再站起來抗擊。這是兩種不同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在抗戰激昂時代,沒人會聽的進去的。他變得非常孤立。他的老朋友像丁文江,像蔣廷黻都主張新式獨裁,但他認為獨裁不是辦法。獨裁只能飲鴆止渴,會使中國現代化往回倒退。這就是當時一場著名的論戰。民主與獨裁之爭。其實蔣廷黻跟丁文江這些人也是受了現代教育,他們也是推崇自由民主的,但是他們覺得中國當時必須要獨裁才能應付危局。

這場爭論,使自由主義在中國從抽象理論式的學理進入了具體政治過程的論爭中,開始呈現出某種實踐性的品格。

歷史表明,在這場爭論中,胡適是想得更深遠一些。

對抗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胡適等中國自由主義者面對的當時國內政治態勢是,孫中山與原來的合作者廣東軍人陳炯明產生了政見分歧:孫中山主張建立單一制國家,而陳炯明則主張中國實行聯邦制‘強調各省的自治權。於是,孫中山設想的借助 南方軍人力量以統一中國的戰略遭致失敗。

鉴于國民黨勢單力薄,在這一情勢下,孫決定向才誕生不久的蘇聯求援。因為蘇聯當時宣稱廢除俄國與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 約,而列寧當時的「世界革命論」又有很強的反帝國主義色彩,相當符合落後國家民族主義者的口味。於是,孫先生從1922年起,與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合作, 憑藉蘇聯的人才、金錢和槍炮,重組國民黨。他請蘇聯的鮑羅廷擔任顧問,鮑羅廷幫助國民黨開辦政治學校,起草黨章,並按蘇聯的模式發展了很多地方性的基層組 織。孫先生還派遣蔣介石去蘇聯考察了三個月,在蔣1924年歸國後任命他為新成立的黃埔軍校校長,組建自己的武裝力量。由於與第三國際合作的背景,年輕的 中共幹部周恩來出任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孫中山的轉向,使國民黨染上了列寧主義的色彩。

當年的這一轉向,對國民黨是致命的。

在這之前,共產國際就已經派了荷蘭人馬林來中國,在他的指導下,1921年7月於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大會。經由辦刊物、開書店、翻 譯、辦研究會、組織工會,以階級鬥爭為宗旨,成了一個「行動的意識形態」的、以奪權為目標的、集權的、秘密的列寧主義政黨。

從此,中國本來就較為微弱的自由主義,遭遇到了一個新的思想與政治對手——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

前面提到的中國在30年代的「民主與獨裁」的論爭,實際上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整個國際大背景有關。一戰之後,人們普遍對當時的西方的主流政治秩序產生 了懷疑乃至絕望的情緒。因此,在俄國共產黨用暴力奪取政權後不久,1922年,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創立了法西斯黨。作為右翼政黨,他們與左翼的共產黨都認為, 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民主制度已經過時了。左右兩翼的思想家都認為,自從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以來,世界是以「自由」為旗幟的時代,而 自從1914年第一次大戰以來,世界已經變為以「組織」為旗幟了。當時,一些德國的國家主义的思想家說:「作為一種新的理想,『組織』必定戰勝『自由』。 在其他國家仍在個人主義制度下生活著的同時,我們已經獲得了組織的制度。」因此,左右兩翼都非常崇拜高度的組織化和集中化,認為這是解決當時自由主義制度 的困難和經濟危機的唯一辦法。特別是,在1929年,世界發生了嚴重的經濟蕭條,更加深了人們關於自由主義已經不能應付現代世界的印象。

在這樣種種背景下,法西斯主義應運而起。

就其意識型態與政治目標而論,法西斯運動代表了近代歐洲所曾經歷的最強勁和型態上最激進的民族主義。其目標是創造一種新式的民族主義極權國家。

法西斯主義的獨特性尤其表現於該運動之風格和組織方面。它主要強調集會、象徵、和政治表演之美學造型,特別是倚賴浪漫和神秘的面向。所有的法西斯運 動都嘗試達成群眾動員,政治關係和風格之軍事化,以及由群眾組成黨軍(mass party militia)之目標。和某些其他種類的激進分子不同,法西斯主義者熱衷於暴力,而且極為強調陽剛原則和男性支配。至於領導問題,法西斯運動則展現一種 趨於權威主義、卡裡斯瑪式、個人獨裁的風格〔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說法,即領袖原則【fuhrerprinzip】〕。

激進的右翼團體可能具有部分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目標;同樣的,革命的左翼運動也顯出某些法西斯主義在風格上和組織上的特徵。法西斯主義以激進姿態拒絕 文化和經濟的保守主義、拒絕右派的社會菁英主義,拒絕國際主義。其歷史獨特性在於:具備所有〔而不僅是部分〕這些共同特徵的重要政治運動只存在於1919 至1945年間的歐洲。

法西斯主義者宣稱其代表全國的所有階級,特別是廣大的群眾。比較而言,法西斯運動的支持者最大部分乃是來自下層中產階級。因為下層中產階級世1920年代至1930年代間歐洲社會最大的階層之一,所以同樣的說法也可用於其他各種政治團體。

只有墨索里尼〔1922─1943〕和希特勒〔1933─1945〕的法西斯運動建立了屬於它們自己的獨立政權,而且只有在後者的例子中該運動的領袖才獲得完全控制國家的權力。

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雖然因為政治利益衝突而互相敵對,但他們雙方的行為方式是非常相象的,例如,絕不寬容異端。實行一元化,反對多元化,實施言論 管制,反對出版自由;實施極權統治,反對民主政治。堅決奉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原則。崇拜暴力;崇拜組織;實行管制經濟,反對市場經濟;宣揚集體 主義,反對個人主義;只不過,法西斯主義推崇的是國家民族至上的集體主義,而共產主義推崇的是階級利益和政黨利益至上的集體主義。在所有以上這些方面,二者是雙胞胎——維妙維肖、異曲同工。同時雙方都與自由主義格格不入。

1928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並獲得廣泛的國際承認,實現了基本的全國統一。於是,中國獲得了自辛亥革命後第二次建設一個現代文明國家的歷史機會。但這個歷史機會,從一開始,面臨著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雙重挑戰。

反極權的政治自由主義

胡適作為中國自由主義承前啟後的核心人物,他早期關注的重點,如前所述,主要是自由主義的本體哲學,即它的倫理基地: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及其方法論——實驗主義、懷疑主義、重估價值——等等。簡言之,其中心是強調個性獨立、實驗精神和負責任的態度。在他的後半生,則主要關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其中心傾斜到了政治自由問題和人權問題。

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系統發揮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後,1941年胡適在美國發表《民主與極權的衝突》英文演講,提出民主與極權的兩大本質區別:漸進的與革命的,以個人為本位的與以整體為本位的。1948年9月他又發表了題為《自由主義》的文章,很明顯,此時,他思考的焦點已經轉到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上來了。他說:“我們現在講的”自由”,不是那種(中國式的)內心境界,我們現在說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壓迫的權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縛的權利。”這就是政治自由。他感慨的是在近代歷史上,“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他列舉了各種近代民主制度的創設均與東方人無緣,指出”世界只有安格羅撒克遜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漸發展出好幾種民主政治的方式與制度,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國,也可以用在大國。(1)代議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為正式起始。成文憲,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近代的是美國憲法 (一七八七)。無記名投票(政府預備選舉票,票上印各黨候選人的姓名,選民秘密填記)是一八五六年South Australia(澳洲南部)最早採用的。自由主義在這兩百年的演進史上,還有一個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義,就是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利。”

胡適指明:“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改革。”他提到”容忍” 時,特別指出”自由主義在這兩百年的演進史上,還有一個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義,就是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利。向來政治鬥爭不是東風壓了西風, 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被壓的人是沒有好日子過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卻漸漸養成了一種容忍異己的度量與風氣。”這就與魯迅先生的“決不寬恕一人”形成了顯著的對比。

在二十世紀的世界範圍內,對自由主義最重大的挑戰,一是來自共產主義,二是來自法西斯主義。而共產主義的挑戰比法西斯主義更為持久,更為深廣。

共產主義是從十九世紀下半葉在歐洲興起的社會主義思潮思潮中的極端思潮,而其中馬克思主義是影響最大的派別。表面上,馬克思主義似乎是民主自由的進一步發展,即從政治平等發展到經濟平等。它的核心是要消滅私有財產,消滅階級,最後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世界大同,即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馬克思用了一套黑格爾哲學的方式來表述他的思想體 系,認為人類社會必然會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這五個階段的辯證發展。最後的共產主義實質上就是 天國的降臨,當然,馬克思遂成先知,而無產階級則成上帝的選民了。雖然,馬克思與恩格斯所寫的《共產黨宣言》極富鼓動力量;雖然,馬克思主義宣稱他把社 會主義科學化了,但深入冷靜地考察,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它都不過是一篇不平情绪的宣泄文辞,一个獨斷绝对的信仰體系,一首蠱惑人心的烏托邦奏鳴曲而已。

然而,當年,它卻以它那種激越的立誓消除社會不公的道德力量感染了很多人,也以它那種龐大的黑格爾式的理論體系征服了不少知識份子,滿足了他們的道德上 和智力上的要求,因此它發展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成了挑戰現行代議制民主體制和自由主義秩序的主要意識形態。

但諷刺的是,共產主義革命並沒有在馬克思念念有詞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法國及德國出現,而是在不發達的落後的俄國發生的。

1917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消耗了俄國的國力,削弱了沙皇政府。於是,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商人、軍人、貴族都想推翻它。但是,這個政府卻垮在奉命解散大罷工的衛戍部隊的一次嘩變中。那時,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外地,他聞訊後,急於想趕回首都彼得堡,但半路遭鐵路工人阻攔,於是,只好在3月15日宣佈 退位。這時,政權就轉移到國家杜馬(國會)中著名的政治家所組成的臨時政府手中了。

但是,當時,還有另一個力量中心,即,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他們中的激進領袖宣稱信仰馬克思主義。它領導著全國各地的蘇維埃。開初,兩個「權力中心」的 不穩定性並不明顯,並且蘇維埃中的溫和派如孟什維克和社會民主黨領袖們還在5月參加了臨時政府,連布爾什維克起先也給予政府以有限的支持。

然而,1917年4月,當列寧從德國回到彼得堡後,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他說,整個歐洲都面臨社會主義革命,所以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推翻臨時政府,把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於是,他們以停止(世界大戰的)戰爭,要求和平、土地和麵包為口號,動員了許多工人和士兵。這樣,在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11月7日(俄曆 10月25日),布爾什維克發動叛亂,炮打冬宮,武裝攻擊臨時政府,逮捕了政府官員,以蘇維埃的名義奪取了政權。

那時,他們的政權很不穩定。當戰爭中的敵國—德國要求俄國以割讓領土為條件換取和平時,大多數人不願投降。當時,列寧為了鞏固政權,與德國簽訂了割讓土地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又秘密殺死了沙皇一家人,穩住了他的馬克思主義政權。

從此,俄國歷史上的一個新時期開始了。並且,世界歷史上也第一次出現了一個依照馬克思主義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政權。蘇聯由共產黨行使絕對的權力,剝奪了個人的基本自由,構成了對民主和自由主義的歷史性挑戰,即,憲政民主制度誕生以來最大最嚴重的意識形態挑戰。

蘇聯的這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試驗曾經被認為代表了人類未來,當時吸引了許多知識份子,胡適本人也曾去蘇聯考察過。胡適的一些朋友包括研究國際法的專家周綆生先生,對蘇聯這個樣板都抱有熱切的希望。但胡適並不如此,他特意撰寫了《我們必須堅持我們的方向》、《關於國際形勢裡的兩個問題——致周綆生先生的一封信》兩文來闡述自己對蘇聯的不同看法,對蘇聯的非民主制度提出批評。他預測到“戰後的蘇聯可能是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余英時先生指出:胡適“在1947年的中國公開宣稱以蘇聯為首的集團是歷史上‘一個小小的逆流’,更是一個膽大包天的舉動,如果沒有絕對的自信是不可能說這句話的。但是 1989年東歐國家的全面崩潰、蘇聯的遽速變革……竟證實了他在42年前的觀察,胡適似乎成為一個‘偉大的先知’了。”這表現了胡適的遠見及其信念穿透歷史的卓越力量。

胡適的人權理論與實踐

胡適所以能清醒透徹地看穿蘇俄集團的反自由特質,他的主要憑藉,是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人權。在20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曾經有過一次關於人權的激烈論戰。這次論戰,是由胡適於1929年發表于《新月》雜誌上《人權與約法》一文引起的。隨後他又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1930年1月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通過這些著作與活動,順理成章地,胡適成為論戰中捍衛人權的中心人物。

這場討論的參與者對人權的概念、性質、範疇以及人權與法治、人權與憲政等問題作了廣泛深入的探討。這場人權討論肇因於對國民黨政權違反人權行為的抗爭,但其意義遠遠超出這一具體的維權活動,實際上演變成為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人權啟蒙運動。此前,對於”人權”這一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中國知識界和文化界中系統瞭解甚少,即使知道一些也比較浮泛,國民普遍缺乏人權觀念。通過這場討論,胡適、梁實秋、特別是羅隆基,以通俗的文章與演講將人權觀念推向社會,對於增強國人的人權意識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月派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遂成為人權意識的代表。不幸的是,此後的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淹沒了這一重大課題。直至1949年中國人的人權遭到全面褫奪若干年後的1980年代,人們才從塵封多年的歷史檔案中窺見到當年的人權先驅們的卓越努力及其成就。

胡適的人權思想概括起來不外乎兩點:一曰伸張人權;二曰主張法治。正如其《人權與約法》一文標題所表明,以法治保人權可以說是胡適人權思想的全部主張。人權與法治,這是中國在走向政治文明的過程中屢次被失落的主題,也可以說它仍將是21世紀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基本問題。胡適的文章一下子就抓住百年主題,這是胡適對中國問題長期思索的結晶。

中國傳統中缺乏權利意識,因此,無論滿清皇朝還是民國肇始,在社會上,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異端”或不同於多數人的”少數”,是談不到任何權利的。以皇權至高無上為理由或以多數人的專政為藉口,凡是被認定為鎮壓物件的”逆賊”、”反革命分子”、”敵人”、”反動分子”等,其人權公然可以被肆意踐踏。不給反對派以人權,這在中國社會似乎已是天經地義之事。這種野蠻意識長期流行通暢無阻,正是中國社會踐踏人權的真正深層原因。在20 世紀的諸多中國思想家中,首先是胡適犀利地指出了這一點。在該問題上,胡適的主張同當時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都1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基本主張是,無論一個人的身份如何、政治主張如何、宗教信仰如何,無論是王公貴族還是平民百姓,無論是”革命黨”還是‘反動分子’‘土豪劣紳’‘共黨嫌疑’,無論是守法公民還是在押囚犯,只要是人,就應享有基本人權,不容褫奪。就應享有人的尊嚴,不容侮辱。而當時的國民黨和後來的共產黨,雖然雙方激烈對抗攻擊,但卻享有共同的特點:否定有普遍的人權概念,肆意踐踏對方的基本人權。只要是敵對者、失敗者,就必然喪失人權保障。身體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剝奪,財產可以任意宰製。只要是發表異端見解的書報,就是‘反動刊物’,統統禁止。當然,共產黨更是變本加厲,連人權這一概念都成為禁忌,在中共統治下,一般人,甚至中共的自己人,都朝不保夕,時時生活在恐懼之中,遑論敵對分子和思想異端者了。毛澤東時代,那是一個中國人徹徹底底被剝奪了人權的時代。

當年,由於胡適成為人權保障的中流砥柱,導致廣大反響。對於孫中山學說中的某種專權的成份,胡適最早產生疑問。胡適以勇敢挑戰的姿態指出:”我們要問,憲法與訓政有什麼不能相容之點,……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訓政;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政。”[11]胡適批評孫中山晚年”對於一般民眾參政的能力,很有點懷疑。”實際上孫中山晚年不僅懷疑民眾的參政能力,而且以民權之名否定人權,以集體主義否定個人主義,在思想深處残留着獨裁主義因素。中國本來就是一個人權觀念稀缺的國度,晚清才引入這一觀念,還遠沒有在這塊古老土地上生根。孫中山提出了”民權”這個概念,並將民權主義作為他的三民主義之 一。這當然是他的歷史性貢獻。但是也應看到,孫中山說的民權與人權並不是同一回事。他在《三民主義》講演中明確指出,”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 他進一步解釋:”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孫中山全集第九卷,254—255頁)他心目中的民權,並不是每個 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自由與尊嚴,這與法國大革命時代《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所確立的”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 都在於保護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與《世界人權宣言》所確認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這些基本準則,有著很大的距離。孫中山只是從政權的角度提出民權,並不具備真正的人權意識。在憲政法治外空談民權,離個人人權而言民權。這種所謂民權主義同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是不同的,此外,再加上國民黨政府利用孫中山學說公然推行”上帝可以否定,但孫中山不許批評”的文化專制主義,致使胡適不得不對孫中山的學說本身提出挑戰。

除了對國民黨政策和孫中山學說不滿外,直接引起胡適大聲疾呼人權和法治的導火線是當時發生的幾件事情。

一是所謂”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報登出消息,說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主任和宣傳部部長陳德征提出一個”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該提案提醒人們警惕”反革命”活動,並將”一切反對三民主義的人”視為”反革命分子”。為了鎮壓”反革命分子”,法院不必拘泥證據。”凡經省黨部及特別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它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陳德征的這一提案為國民黨法西斯專政大開方便之門。只要党說誰是反革命分子,誰就是反革命分子。法院對於此類案子,不須審問,只憑黨組織一紙證明,便須定罪處刑。”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的這一提案激怒了胡適。他看到提案後忍不住給當時任司法院長的王寵惠寫信,問他對此提案有何感想。在這封公開信裡,胡適對國民黨破壞法律程式和根本否認法治的現象提出了抗義。他責問道:”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紀哪一個文明民族曾經有這樣一種辦法,筆之於書立為制度的嗎?”胡適將此信稿送國聞通訊社發表。但幾天後得知信稿已被檢查新聞的官員扣去,未能刊出。這就更加激怒了胡適。他憤怒地表示:”這封信是我親自負責署名的,不知道一個公民為什麼不可以負責發表對於國家問題的討論”。

一是安徽大學學長被禁案。該學長只因語言頂撞了蔣介石,便被拘禁多天。其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而不能去法院控告任國民黨政府主席的蔣介石。

二是唐山商人楊潤普被軍隊拷打案。楊被當地駐軍拘去拷打,遍體鱗傷,商會代表集體求情也無效。此事還是在國民黨政府公佈人權保障令後十一天后發生的。這兩件事表明,上至國民政府主席下至地方駐軍軍管,隨意侵害人權,何嘗受到法律制裁。

面對國民黨政府無法無天肆意踐踏人權的做法,胡適滿腔悲憤地痛籲:”人權在哪裡?法治在哪裡?”通過對上述國民黨政府侵害人權事件的揭露和分析,胡適指出人權的保障與實行法治是分不開的。

因此胡適本人亦遭到迫害。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曾以顛覆罪要求正式逮捕胡適。但由於胡適享有很高的社會威望,遂而免遭逮捕。然而其中國公學校長一職因此被罷免,《新月》雜誌也遭查禁。有鑑於此,他成了中國人權的象徵性人物,更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核心人物。

胡適與臺灣民主化

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是產生了實際政治後果的,這就是臺灣的民主化。

右翼威權主義國家的民主轉化。其中,臺灣是一個典型範例。其中,胡適及一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國國民政府在內戰失敗,1949年退守臺灣之後,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和戒嚴法,實施了相當嚴厲的威權主義統治。在政治上,審查新聞媒體,嚴禁反對黨出現,時松時緊地鎮壓異議人士。因此時常受到國際輿論的批評與壓力。

雖然國民黨控制新聞與出版,但是,它與左翼極權仍有兩點重要的不同:首先,它的法律保障私有財產,這就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基礎;政府並通過出口導向政策和留學政策,使其經濟體系 和社會日益國際化。第二,從遷台之日起,臺灣即存在選舉。雖然從1950至1969年這20年間,臺灣選舉只到省議員和縣市長層次,中央選舉是凍結的,因 而不會影響國民黨的執政地位。但這種選舉具有合法地集結反對派政治力量作用,同時具有整合中央與地方菁英的功能。

臺灣的反對派力量很早就開始了民主奮鬥,他們有兩條基本的成長線索:辦刊與參選。一條側重理念,另一條側重實踐。一條走菁英化路線,以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為主;另一條則是走草根路線,以有志實際從政者為主。

在刊物方面,早在臺灣蔣介石統治臺灣的初期,一份自由主義色彩鮮明的雜誌《自由中國》雜誌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號就創刊了。雷震先生為主編。當時,胡適雖然人在美國,但他是該刊的發行人和精神領袖。於是。在五十年代,以《自由中國》為核心,集合了一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胡適一直和《自由中國》同仁保持著密切聯繫,常常對他的編輯方針提出建議,並且在雜誌遭到困難的時候,利用自己的影響與上層關係,設法為之緩頰。該刊抨擊時政,力倡言論自由,從五七年開始雜誌就推出15篇系列社論,總題是中國的問題,以”反對黨問題”作為總結,並作為中國問題的樞紐。《自由中國》鮮明地提出,反對黨問題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就是胡適挑出來的。

胡適自美國返台以後,在《自由中國》的歡迎宴會上發表演說,主張知識份子出來組織一個不以取得政權為目標的在野黨。隨後《自由中國》馬上發表了”積極開展新黨運動”的社論。雷震並宣佈在1960年9月底成立”中國民主黨”。9月4日,雷震被捕,被判處十年徒刑。”中國民主黨”流 產,雜誌夭折。這就是著名的”自由中國事件”。雖然如此,自由的火種已經深深植根於臺灣知識界,這是胡適對中國的民主包括臺灣的民主的轉化的重大貢獻。胡適去世之後,臺灣的反對黨運動經歷了曲折艱難的歷程,終於在1986年反對黨正式合法化。這實際上是胡適開啟的道路的延續和發展,這一歷史流程與胡適早年的精神啟蒙是割不斷的。

當年,中國共產黨有意把胡適醜化成似乎像蔣介石的奴才。事實上,他是獨立於蔣介石先生的,對蔣的批評是很嚴峻的,而且是當眾批評。一九五八年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蔣介石前來恭賀他。他卻一再說總統錯了,當時氣得蔣介石臉都變色了。他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學人,從來沒有向政治權威低過頭。譬如,《自由中國》主編雷震於一九六0年八月宣佈要在九月底之前成立中國民主黨,九月四日雷震就被逮捕,並被判處十年徒刑。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立即在九月四日當天,向行政院長陳誠發出電文,指責”國府此舉甚不明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派運動,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恐將貽笑世界”。這些事實都說明胡適是做了事的,而不是像一些傳言所說的那樣害怕了退縮了。

上述嚴厲的政治氣氛持續了十年左右,由於1971年之後臺灣的國際處境風雨飄搖,第二波獨立於官方的刊物如《文星》、《大學雜誌》、《臺灣政論》、 《八十年代》、《美麗島》等又陸續出現。它們要求政治、經濟、社會改革。這導致蔣經國提出本土化改革,即所謂”向內的合法化”運動。

在選舉方面,前已說過,它具有合法地集合政治力量作用。相對於控制嚴厲的非選舉時期,選舉期間成為比較寬鬆的”民主假期”。由於不能成立反對黨,當選的非國民黨人士就被稱為”黨外”,而通過選舉過程集結的”黨外”,實際上變成一個准政黨。

1978年,增額中央民代改選,”黨外”開始正式組織化,以巡迴助選團到臺灣各地大串聯,並發表12條共同政見:要求開放黨禁、報禁、解嚴、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司法獨立、軍隊中立等。並獲得臺灣逐步興起的中產階級的支持。

1979年5月《美麗島》雜誌社成立,其組織方式其實就是一個沒有名稱的政黨。這導致國民黨政府鎮壓,《美麗島》雜誌社的重要成員全部被審入獄。政權的合法化進程倒退。

但是,”黨外”並未因此消失。80年底,”黨外”入獄者的家屬參加選舉,高票當選。國際支持日隆。震撼當局。1981年地方選舉,”黨外”中央民意代表在縣市推薦人選出戰,獲得極出色的成績。從此,”黨外”以准政黨式的室內集會以及議會改革為主線了。

在這種情勢下,當局意識到,鎮壓除了能暫時免除了對自己壟斷權力的威脅外,並不能消滅反對運動,徒然增加社會與政權的兩極對立,喪失統治合法性,受 到國際孤立。即是說,鎮壓手段的代價已經比寬容要大得多,於是他們開始考慮調整與民間社會的關係了。其核心,就是統治集團如何把反對力量吸納入政治體制內 的問題。

有鑑於此,歷史之輪開始向這個方向滾動,以至於一發而不可收拾,最終抵達其”應許之地”——憲政民主的美麗島。

回溯上述,不難看出,臺灣之所以能夠走民主化的今日,跟胡適為代表的這樣一群知識份子的風格有相當的關係。他們是偉大的先驅者。而在海峽對岸的大陸,一直到八十年代,胡適都是一個遙遠的模糊的妖魔化的存在,大陸民眾甚至學界對之都都很隔膜。

但是,歷史畢竟是不可能永久遮蔽的。

胡適在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影響,是把一種久經考驗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這是一項很了不起的才能。從長遠的影響來看,從正確性看,從與人性的黏結程度看,胡適在歷史上,就對中國思想的影響而言,要超越陳獨秀與魯迅。若論及胡魯二位,這裡特別想指出,胡適是比較有建設性的,其思想相當健康。而魯迅,基本上只有否定性,只是挖中國社會的黑暗面。而魯迅在晚年思想逐漸左傾化,這一點實際上和中國後來的政治社會的悲劇發展有一定的關係。魯迅誠然比較深刻,他對中國社會的黑暗面,極其痛恨,但是由於過於偏激,且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以後,恐怕對中國的知識界的影響,就不完全是正面的,有時候,甚至是負面的,這使他在晚年一度走入歧途。魯迅在近代中國的否定性思潮中,佔有很高的位置。但這種否定思潮後來流於一種虛無主義了。胡適給中國指出的路,像民主與科學,自由主義,是經得起考驗的,這方面他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若僅有破壞而無建設來平衡,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一片廢墟。簡單說,魯迅的思想很難作為一個建設社會的主流思想,或者說作為一個建設法治社會的主體思想。而胡適的思想則可以說和整個世界的文明潮流融合。比如胡適對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關於人權,關於法治,關於民主,關於自由,他一生都堅守不渝。

胡適的基本形像,如果從人品學品兩個方面說,他基本上是現代自由主義、理性精神、平實見解和寬容胸襟的代表。這樣一種基本象徵,對中國,不管是學術文化界包括對政治社會生活恐怕都是相當重要的。自由主義跟其它意識形態根本不一樣的,在於它基本上只是一種生活方式,不是一套嚴格的形上學的理念,而且以自由主義為根基確立的憲政體系,是對其他任何意識形態都開放的。因此在這一意義上,自由主義具有對意識形態的超越性。這個在中國現代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中國提倡自由主義,是努力要讓它變成一個普遍的態度,就是說個人的自由應該受到保障,但我也不被允許侵犯別人的自由,整個社會用法治來保障這種自由,杜絕人權侵犯。而這正是胡適當年身體力行的。所以,有關胡適思想與人格的研究,不單是為胡適進行個人正名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攸關中國的未來。對中國人來說,特別是中國知識界來說,胡適先生的命運,他在中國的地位,必須有一個撥亂反正式的澄明。簡言之,當代中國國民人格建設的任務,在某種意義上,就就是胡適精神的普遍化。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刊登日期: Sunday, February 26, 2017

柴静:祭顾准

2017-12-04柴静 近现代史研究通讯

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云,上海人,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柴静:祭顾准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1.

一九五二年,三十七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二月二十九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十二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2.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像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一九五五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取得像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3.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一九五六年四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四年。”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七月三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一九六四年,他翻译熊彼特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4.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一九六〇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一九五九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一九五六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莎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这句话像刺一样扎了我一下。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一九六〇年一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一九五九年秋冬,例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5.

一九六〇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起,到一九六八年八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一九六八年八月监管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顾准的读书卡片。

6.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顾准《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部分手稿,原为与陈敏之的通信。

7.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他被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她让顾用自己的四十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一九六六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一九六九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五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一九七四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十二月三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顾准一家。摄于1958年的北京。

8.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但是他克服了。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像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像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理由狂妄,也没有理由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像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转自理想国微信公号

高新记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时的陈云

原标题:时任中原标题: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 RFA 2017-05-15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笔者在本专栏的《为扼杀经济特区陈云曾借口打击经济犯罪下令抓人、杀人》一文刊出后,在美国的其他中文网站以《陈云下令抓人杀人 邓小平终于撕破脸》为题转载,有一位网友跟贴说:“陈云主要是从国家投资能力来考虑的,也防止地方乘机营私舞弊、侵吞公款。当时国家财力有限。”言下之意,似乎是要说明陈云当时至少是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是他找借口对项南疯狂打击报复的行为实在是没法用“出了公心”四个字来解释。 项南先生去世后不久,境外媒体曾刊有文章分析说当年项南的下台原因毫无疑问是党内保守派暗中打击胡耀邦团派人马的重要组织动作之一。就如同王兆国早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一九八六年四月即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一样,项南则是在王兆国去职前一个月下台的。而项南被迫下台的真正原因,又同王兆国下台的原因有直接的联系。 当时,身为中办主任的王兆国可谓权倾一时,要想利用职权搞点小小的个人腐败,不但是易如反掌,而且完全可以借口是“工作需要”。但王兆国偏偏要每天骑自行车上班。除了自己做“廉洁秀”,王兆国还在胡耀邦的指使下,打着“制度改革”的旗号,积极准备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特殊物质待遇进行相应调整,比如公车配给制度从严掌握、取消生活用品“特供”制度、关闭在社会上影响极坏的“特供商店”等等。因此而惹火了一大批中共元老。连当时积极倡导干部制度改革的邓小平都觉得“多此一举”。 本来,邓小平劝说党内元老离开领导岗位就已经搞得怨声载道,所以邓小平嘴上不明白说出来,心底里的想法无疑是要对这些老干部采取“赎买”的政策,用比在位者更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劝退老干部的交换条件。总之当时邓小平的意思是“卸磨”但不要“杀驴”。而王兆国配合胡耀邦意图推动的“制度改革”无疑有“杀驴”之嫌。这一来,陈云等人压迫胡耀邦将中办主任换将,邓小平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只能表示同意。 同样原因,当时在福建省执政的项南也是因为反对中央领导人享受“特供”而得罪了陈云。 笔者当年在美国接待胡绩伟先生,一次请胡老先生和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王若水夫妇到家里作客,曾任中纪委委员的王若水席间谈起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期间自己并不廉洁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在给汪东兴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后,自己的所做所为更为过份。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於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里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後,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是,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後,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於党的形象不利,於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仆”、“严於律己”著称於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大,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一、二把手。于此同时,由陈云亲自委派的中纪委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口当地出现当地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利用各种手段行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行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立刻被一些敏感人士诱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 共产党中央的纪委要处理下面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问题,无论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至多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在有了处理结果後,或是内部通报;或是把处理结果在党报上公布。而在对某一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下面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後。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声势,为籍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行舆论上的铺垫。 当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於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胡平等人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於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於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於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后续的内容,下篇文章再继续介绍。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 RFA 2017-05-15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笔者在本专栏的《为扼杀经济特区陈云曾借口打击经济犯罪下令抓人、杀人》一文刊出后,在美国的其他中文网站以《陈云下令抓人杀人 邓小平终于撕破脸》为题转载,有一位网友跟贴说:“陈云主要是从国家投资能力来考虑的,也防止地方乘机营私舞弊、侵吞公款。当时国家财力有限。”言下之意,似乎是要说明陈云当时至少是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是他找借口对项南疯狂打击报复的行为实在是没法用“出了公心”四个字来解释。 项南先生去世后不久,境外媒体曾刊有文章分析说当年项南的下台原因毫无疑问是党内保守派暗中打击胡耀邦团派人马的重要组织动作之一。就如同王兆国早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一九八六年四月即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一样,项南则是在王兆国去职前一个月下台的。而项南被迫下台的真正原因,又同王兆国下台的原因有直接的联系。 当时,身为中办主任的王兆国可谓权倾一时,要想利用职权搞点小小的个人腐败,不但是易如反掌,而且完全可以借口是“工作需要”。但王兆国偏偏要每天骑自行车上班。除了自己做“廉洁秀”,王兆国还在胡耀邦的指使下,打着“制度改革”的旗号,积极准备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特殊物质待遇进行相应调整,比如公车配给制度从严掌握、取消生活用品“特供”制度、关闭在社会上影响极坏的“特供商店”等等。因此而惹火了一大批中共元老。连当时积极倡导干部制度改革的邓小平都觉得“多此一举”。 本来,邓小平劝说党内元老离开领导岗位就已经搞得怨声载道,所以邓小平嘴上不明白说出来,心底里的想法无疑是要对这些老干部采取“赎买”的政策,用比在位者更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劝退老干部的交换条件。总之当时邓小平的意思是“卸磨”但不要“杀驴”。而王兆国配合胡耀邦意图推动的“制度改革”无疑有“杀驴”之嫌。这一来,陈云等人压迫胡耀邦将中办主任换将,邓小平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只能表示同意。 同样原因,当时在福建省执政的项南也是因为反对中央领导人享受“特供”而得罪了陈云。 笔者当年在美国接待胡绩伟先生,一次请胡老先生和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王若水夫妇到家里作客,曾任中纪委委员的王若水席间谈起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期间自己并不廉洁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在给汪东兴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后,自己的所做所为更为过份。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於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里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後,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是,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後,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於党的形象不利,於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仆”、“严於律己”著称於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大,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一、二把手。于此同时,由陈云亲自委派的中纪委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口当地出现当地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利用各种手段行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行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立刻被一些敏感人士诱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 共产党中央的纪委要处理下面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问题,无论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至多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在有了处理结果後,或是内部通报;或是把处理结果在党报上公布。而在对某一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下面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後。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声势,为籍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行舆论上的铺垫。 当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於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胡平等人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於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於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於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后续的内容,下篇文章再继续介绍。

高新谈项南:有此一说…

高新:有此一说:习近平因项南十四大未进候补中委
rfa2017-05-17

项南(百度百科)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中已经介绍到了一九八五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於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於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於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
当时的那次以新老交替为主要目的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前夜召开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重要人事事项之一,就是根据习仲勋、谷牧和姚依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当时的谷牧和姚依林都是因为在国务院有行政职务,一个是国务委员,一个是副总理,从当时“党政分开”的角度,他们不再留任专职的党务机构中央书记处书记是正常的,但当时的习仲勋是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其具体的责、权都是体现在书记处书记上,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同时又没有的任何行政职务,只剩一个空头政治局委员头衔,很有点象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的杨白冰。

转眼到了一九八六年,当年三月,在陈云亲自下集令革除项南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同时,陈云等人又逼迫当时胡耀邦在省级地方党委的另外一位忠实追随者,当时的改革派大将之一周惠提前交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周惠当时虽然表面上没有处分,但也和项南的待遇一样,直接回家赋闲,而且不按照“惯例”安排他为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

总之,当时陈云下手的一批政治打手已经开始对胡耀邦派系的人马发起进攻,中央里面的攻击对象是时任中办主任兼中直机关工委书记王兆国。这很有点象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的“清群侧”。

考虑到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胡平与项南的关系密切,刚刚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职务不久的贾庆林又是项南点的将,当时的陈云等人坚持不同意从时任省委班子中为项南选择替身。之所以将时任甘肃省长陈光毅调去,一是因为陈云爱将、在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便对陈光毅大力提拔的宋平起了作用;二是因为陈光毅和项南一样,原籍是福建。

项南被迫下台後,以“戴罪之身”回到北京,时常到胡耀邦家里发发政治牢骚。八个月后,胡耀邦也中箭落马,两人反而完全没了顾忌。直到胡耀邦去世之前,到他门上走动就多的便是项南。

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中共十三大时,已经在家赋闲一年半之久的项南被安排为中顾委委员。但项南对此根本不领情,因为邓小平最为痛恨的汪东兴都是中顾委委员。不过,项南担任这届中顾委委员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至少在反对理论左根邓力群的问题上,投上了自己关键的一票。

当时邓力群在十三大中委选举中被差额出局的事情已不是什么新闻。至今显为人知的是中顾委内的一批被左派们指责为“党内自由化分子”的人成功阻止了邓力群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邓力群在中委选举中被差额下来之後,赵紫阳於当夜主持政治局会议商量对策,及时征得邓小平同意,转而安排他担任中顾委常委。按照党内选举程序,中顾委委员由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当选後的全体中顾委委员再按照“候选人名单”来“选举”中顾委员常委。

由於的党代表们眼见邓力群已经被从中央委员中差额出去,几乎无人再想到继续与他为难。更何况中顾委委员的“选举”是采取等额方式,只要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而令中共高层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新当选的中顾委委员们居然不买邓力群的账。

说来实在是很有讽剌意味,那就是当时在中共十三大上首任和继任中顾委委员者中,有那么一群党内自由化分子,除了项南、前文提到的李昌,周惠,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任仲夷等。正是这批人在中顾委会议上起了难得的游说作用,导致中顾委常候选人名单上的邓力群居然就得票不过半数。

邓力群愤恨之余,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指斥中央顾问委员中“怎么会有一个右派俱乐部?”而项南就是这个“右派俱乐部”里最活跃的组织成员之一。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是项南生前最喜欢引用的诗句。他猝然去世后,福建地方的许多县份都为他送去了家乡的鲜花,家里设置的灵堂里一度摆放了四百多个完全用鲜花纺织而成的花圈、花篮。不过,如此隆重的悼念并非官方预先设定的规格,只是因为江泽民、李岚清、贾庆林,乃至乔石都曾经是项南的下级部属;更因为李鹏等人惧於项南在中共党内的实际威望,这才令项南得以哀荣倍至。

在福建长汀河田,民众在千年闽王庙旁建了一个项公祠,里面立着项南的塑像,以此来怀念项南。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悼念陈云和日后悼念项南的过程中,均出现了“两袖清风”四个字,实在是对共产党政权莫大的讽剌。

项南出身中共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跟习仲勋在西北两度共事。习仲勋赞誉项家“满门忠烈”。项与年去世后,习仲勋为其写了长篇墓志铭。所以当年的项南调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去厦门任职,也是人之常情。后来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到福建是“来尝试对改革、对开放的实践”。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项南向到厦门视察的邓小平提出在厦门建立自由港得到恩准。习近平到任后,随即主持自由港的调研工作,并为厦门制定出全国最早的一份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1992年,离开福建宁德地委书记岗位的习近平将在闽东工作两年的讲话、文章结集出版,全书围绕闽东地区如何早日脱贫致富这一主题,书名叫《摆脱贫困》。他特地请项南为这本书作序,而此时的项南已因“晋江假药案“黯然去职数年,回北京创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并担任会长。

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开过之后,党内曾有传说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本来是江泽民钦点的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就是因为陈云和宋平安排顶替项南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陈光毅向中央密报习近平“丧失政治原则“让习近平失去了这次机会。所谓的”丧失政治原则“,指的就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让老领导项南为自己的书作序。当时习近平这本书在福建省委大院出现后,令陈光毅大为恼火。当时的福建省委内部人士也都知道陈光毅对习近平不大感冒,硬是不同意他进入福建省委常委,直到他自己的省委书记职务被项南的老部下贾庆林接替后,习近平在福建省的政治仕途立刻明朗起来。

北京协和医院纪念洛克菲勒:感谢对中国医学的贡献

2017年03月21日 15:46:25
来源: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微博发文纪念洛克菲勒

@北京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家族最大一个海外慈善项目就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播下一颗西方医学教育的种子。1917年,当刻着“民国六年”字样的巨大奠基石沉稳落地的那一刻,一所承载了太平洋两岸科学梦想的医学院,由此诞生。感谢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医学的贡献!

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1921年创办北京协和医院

19世纪下半叶,戴维·洛克菲勒的爷爷约翰·洛克菲勒创办美孚石油公司,通过石油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而戴维-洛克菲勒的事业不在石油上,而在大名鼎鼎、位列世界十大银行第六位的曼哈顿银行上。他任该银行执行委员会主席兼总经理以后,使该银行从资金二十亿美元上升到资产净值达三十四亿美元。

德新社2015年的报道,《福布斯》杂志估算戴维·洛克菲勒的身家为32亿美元,位居全球富豪榜第603位。尽管“腰缠万贯”,戴维·洛克菲勒并不看重自己的财富。他先前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

“我的人生非常精彩……我相信,物质很大程度上可以让一个人过得快乐。

不过,如果你没有好友和重要的亲人,生活会非常空虚和难过,那时物质的东西也不重要了。”

每日经济新闻了解到,和无数世界知名的家族一样,洛克菲勒家族和中国也有着不解之缘。比如,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上,多年位列第一名的北京协和医院,便是由洛克菲勒家族捐建的。

传承六代从未引发争产

标准石油公司、大通银行、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中心、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在“9·11”中倒塌的世贸大楼……翻开美国史,洛克菲勒家族无处不在。

据荆楚网报道,1911年,依据休曼反垄断法案,标准石油被分拆,但洛克菲勒家族仍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且经历六代人,从未引发任何争产风波。

家族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深知财富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毁灭人,他时刻给子女灌输勤俭节约的价值观,孩子没长大前,他没带他们去过办公室和炼油厂,以防孩子知道自己身在豪门。退休后,约翰热衷施舍财富,和钢铁大王卡内基开创了美国富豪捐出财产做慈善的先例。

约翰去世后,儿子小约翰继承了大量的财富,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1913年,一场激烈的劳资冲突使洛克菲勒家族在纽约的宅院受到袭击,这彻底改变了洛克菲勒家族传承财产的态度:

“一方面,小约翰选择了以信托的形式,将财富传承给后代;

另一方面,他将家族财富拿出来彻底从事慈善事业,他一生捐出了5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他一半的身家。”

刚刚去世的第三代族长戴维·洛克菲勒被估算身家32亿美元,他也承诺过,会将自己过半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

据悉,洛克菲勒家族的信托本金自动传给受益人的子女,委托人把资产注入信托之后,即在法律上完全失去该资产的所有权以及控制权。受益人在30岁之前只能获得分红收益,不能动用本金,30岁之后可以动用本金,但要信托委员会同意。

这种机制使遗产始终是一个整体,家族企业既不会因为分家而变小或终止,也不会因为代代传递而被逐渐分割成若干个部分,可以发挥规模优势,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此外,约翰还打破家族企业的“子承父业”弊病,退休时并未让儿子接班,而是让基层员工出身的阿奇博尔德接任。

此后的洛克菲勒家族后代,只有能者才可以参与企业管理,凭自己实力担任一定的职务。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第三代,洛克菲勒家族仍能人才辈出,他们成为了美国副总统、大慈善家、风险投资业开创者、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

曾捐建中国最好的医院

有“石油大亨”之称的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的投资合作最早是在1863年,那一年,家族第一代、年仅24岁的约翰·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

但洛克菲勒家族和中国的连接点,最著名的却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

据时代周报此前报道,1914年,专注慈善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刚成立不久,便派出了中国考察团。对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医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三次考察的结果让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定决心,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这就是后来的协和医学院。

1921年学校建成开学,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从美国乘坐轮船,历经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赶到中国出席开学典礼。

此后,协和医学院培养出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在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而这些中国现代医学精英,一人往往可开办一所甚至多所医院或学校,为日后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打下了基础。

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中国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能够达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系水平。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斥资捐助13所综合性大学,以提高其教学水平,过程整整持续八年。这其中最大的资助对象是当时中国的世界级一流大学——燕京大学。

70多年后,1998年,小洛克菲勒的孙女佩姬·杜拉尼(PeggyDulany)第一次来到中国,就走进了位于东单的协和医学院。

每日经济新闻注意到,除了捐建医院,洛克菲勒家族还与中国商业合作紧密。

2003年9月,洛克菲勒家族第六代成员尼古拉斯·洛克菲勒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就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市场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适合投资的国家”。第五代成员史蒂文·洛克菲勒二世更是表示,中国的投资环境很让他满意,会把北京作为其第二故乡。

就目前而言,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的主要投资都放在了房地产开发。此外,他们对在中国投资主题公园、无线通信及媒体等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千金散尽,浮华易老,唯精神和历史能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