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2019-02-11 金鸣
Ianni Leung @Liangyanr 14小时14小时前上午4:25 – 2019年2月10日
美国马里兰州，陶森大学，一位50多岁的亚裔女性被警方通缉。原因是她在校内拿着儿子的照片，问路上的女孩子是否愿意和自己的儿子约会（相亲）。没见识过这招的女生慌乱地报警了。 via @破破的桥 中式妈妈
Raymond K @RaymondKe4 21小时21小时前下午10:00 – 2019年2月9日
2019年春节期间，一名来自中国北京大妈张佳乐占据了菲律宾头条首位，为国人再次争光。 菲律宾警察安检时拒绝液体类危物进站，这位中国大妈就将一盒豆腐脑泼在了菲警脸上！ 同时，使出中国大妈的祖传绝招“仙人摘桃”，攥掐菲警的蛋蛋，造成对方重伤… 很快这位大妈就被拘捕。 现静待战狼出击营救…
这么恐怖，科学网这篇文章会被删掉吗？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46847-1161270.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pic.twitter.com/o0kxuL5tgN（电影《流浪地球》里的科学常识错误 （科学网 2019-02-09））
下午10:58 – 2019年2月9日
marie-is-the-queen @MITQ228802 2小时2小时前回复 @fangshimin
爛片《流浪地球》成了另一款鴻茅藥酒，只要披上了“正能量、愛國”外衣就從一坨屎變成了紅頭文件寵兒
貓娘NACKRHLOIPSN-4-1 @My_Litt1e_Pony 3小时3小时前回复 @fangshimin
业内同行雇专业水军抹黑呗，枪打出头鸟，虽然制作不太好，这票房估计很高。上次战狼2已经看过了。
坏球时报 @huaiqiushibao 3小时3小时前回复 @fangshimin
因为他们被观网点名挂上了，敢说科幻版《战狼3》不好看，必须发动群众斗群众，都是套路。不过观网小编永远不敢给真需要战狼的中国人发声
方舟子认证账号 @fangshimin 2小时2小时前方舟子 转推了 Derek.Ye
科幻电影有科学错误不奇怪，但错误有多有少，有大有小。如果你能从《星际穿越》找出一大堆科学常识错误，算你能。
不群不党 @bqbd 3小时3小时前回复@fangshimin
正是我想说的。刘慈欣是写硬科幻的，可是这垃圾电影第一个镜头就穿帮，一个玩具天文望远镜，清晰的看到后期处理过的木星大红斑。这电影导演毫无科学素养，剪接混乱。至于一群演员的表演，表情动作夸张、思维幼稚、精神脆弱，确实是巨婴国的展现。所以这垃圾电影看到一半就退场了。
貓娘NACKRHLOIPSN-4-1 @My_Litt1e_Pony 1小时1小时前回复 @fangshimin
星穿有错误都不需要解释，全程全靠是高维度文明随时随地救场。
Ganhs @thgs787 2小时2小时前回复 @fangshimin
如果星际穿越的科学设定跟流浪地球比起来算是好的，流浪地球就不能看了。电影最好还是把科学戏剧化，而不是把戏剧科学化。
Yao @yaoligang 3小时3小时前回复 @fangshimin
看科幻小说、科幻电影不能太较真。而且说别人科学常识错误的人往往自己也犯常识错误，此文中部分内容我无法认同。最没常识的科幻小说家应该是倪匡吧。倪匡的小说里常识错误到处都是，比如在万米高空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但我还是忍着看了他很多本小说。
An Hua @AnhuaCN 2小时2小时前回复 @fangshimin
不知道星球大战算科幻片不。那个光剑，谁都知道是假的，但还是百看不厌
雁鹫雕鲤狮狒 @cockcrow2014 2小时2小时前回复 @AnhuaCN @fangshimin
「星球大战」基本可算软科幻类中的太空歌剧，介于科幻与奇幻之间更偏奇幻一点。类似的还有「星际迷航」与「银河英雄传说」等
【五柳村言】从以上各种意见可以看出，无论那一种科幻，虽冠有科学之名，不能也不应要求它普及科学，最好的效果也就是有助于引起人们对科学的关注和兴趣，科幻不等于科普。
我曾于1988、1990和2018三次到过红场，每次到红场都有一番和我的青少年时代有关的联想。那时候苏联是我们唯一可以接触的外国，是我们各方面的学习榜样，老大哥。除了庆祝十月一日国庆节，我们还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红场总是和激动人心的阅兵式、庆典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学的外语由英语改成俄语，我们看的电影和小说也是苏联（包括俄国）的电影和小说。我们的少年先锋队（少先队）、劳动与卫国体育锻炼制度（劳卫制）都是模仿苏联建立的。我们戴着和苏联少先队一样的的红领巾（打的结不一样），队旗和鼓点都完全一样。一首“共青团员之歌”唱得人热血沸腾，泪流满面。我们心中的英雄是卓娅、保尔。科察金和马特洛索夫等，也准备在帝国主义入侵时像他们一样为祖国英勇献身。一曲“红莓花开”听得我们如醉如痴，我国的革命歌曲很少有这么感人的。可以说，即使是“红歌”，或者广义的说红色文艺，苏联的“红”，也红得更有艺术性，有人情味。一部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原名：库班哥萨克）让我们对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羡慕不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有联合收割机，成了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象征。我们被告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人们的盼望真的就是早日到达那个“我们的明天”。我们的少先队的口号是“准备着，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和共产主义”，“时刻准备着！”前一句由辅导员说，后面一句由我们回答。我们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被学校选中去苏联留学。每次置身于红场，往事历历在目，心头总有不少一时说不清楚的感想。
走在紅場上,想起来最令人激动就是1941年11月7日的那場檢閱。苏德战争初期，希特勒分兵三路，直指列宁格勒、莫斯科和高加索。由于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无情地大清洗，红军失去了许多优秀军官，包括高级将领，战争初期苏军节节败退，往往德军一个包围，苏军就损兵折将几十万。當時的形勢真可說是岌岌可危。幸好，由于希特勒急于想要获得高加索的石油及矿产资源，对莫斯科的兵力略有减弱。到了1941年9月，德军在攻占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和乌克兰的基辅后，就开始集中兵力向莫斯科发动进攻。11月，传说离莫斯科最近的德軍部队用望遠鏡就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宮的尖頂。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斯大林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在十月革命节举行阅兵式，由朱可夫筹备。11月7日一早，红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应邀前来参观阅兵式的群众，八点钟，天还没有大亮，閱兵式仪式就开始了。斯大林首先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話, 他说：“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到入侵，全体苏维埃公民和军队都要不惜用尽每一滴鲜血来保卫苏维埃土地和村庄”。接下来就是阅兵式，据现场目击者回忆，阅兵式一开始，许多参观阅兵式的群众情不自禁地纷纷上前抱住经过红场的年轻的战士，就像对自己的孩子或兄弟一样亲吻他们，依依不舍地和他们诀别。不少參加檢閱的部隊出了紅場以後就直接奔赴戰場，再也没有回来。我想现场的悲壮大约可以用“风萧萧兮易水寒，状士一去兮不复还”来形容，只要把易水改为莫斯科河水就可以了。離莫斯科不遠處就有德軍的野戰機場，从那里起飞的飛機,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全被苏军的高射炮和歼击机击落，无一进入莫斯科，紅場上的閱兵式照樣舉行。希特勒闻讯暴跳如雷，下令从德国本土出动飞机。九点钟，閱兵仪式结束。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远道而来的机群扑了一个空。当天苏联所有广播站都播放了这次演讲。此外还被用各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全苏包括淪陷區的居民和遊擊隊聽了斯大林的演讲也都受到极大鼓舞，士气大振。后来，那场閱兵式被称为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一场閱兵式。因為代表了人民意願, 斯大林的威望也大大提升。我們在電影裡看到,年輕的蘇軍戰士在發起衝鋒時喊的是:「為了祖国、為了斯大林」! 很不幸,戰後斯大林继续坚持和发展個人崇拜和個人独裁，人民對他的擁護成了他的个人资本，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形象和苏联人民的利益。在他的统治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僵化，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困难，对外则穷兵黩武，坚持冷战。他死后不久就遭到多数苏联人民唾弃，被迁葬焚尸。
在欧洲还有一位反法西斯英雄：邱吉爾。邱吉爾上任以后，希特勒以为丘吉爾会和他的前任张伯伦一样，只求保身，会答应和德国单方面媾和。为此希特勒明确表示，只要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既得利益，就可以给予英国一直以来追求的“光荣孤立”。
然而丘吉尔没有丝毫犹豫，他知道，答应和德国单方面媾和就是投降，对此英国坚决不接受。他对英国人民说：“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当时的欧洲，凡是与德国法西斯交手的国家不是屈服就是被打得屈服，可是依然有这样一个坚决而勇敢地对抗德国法西斯的领袖带领他的人民和军队呐喊着不投降的口号，真是难能可贵！
丘吉尔随后访问了法国，访问中他惊讶地得知法国即将投降，但是他向法国领导人表明，即使法国被打败了，英国仍将继续战斗。敦刻尔克撤退后，丘吉尔旋即发表了他在二战中最鼓舞人心的一段演說：“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在1940年8月开始的进攻英国的不列颠战役中，英德空军展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空战；期间德军每天平均出动飞机1,000架次，皇家空軍起飞迎击，但皇家空軍的飞行员的人数上处于劣势，一个人每天必须执行3次左右的任务。8月20日丘吉尔在下院赞扬皇家空军飞行员的英勇表现：“在人类战争的领域裡，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过这么大的贡献。”到了9月，德国决定停止空战，改为轰炸伦敦。同时封锁英国的海运，对英国这样一个岛国，封锁海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许多人的日常粮食唯有土豆。从9月7日到11月3日，德军以每晚平均200架飞机的数量连续57天对伦敦密集轰炸。这期间丘吉尔几乎每周都亲自到被炸现场视察。虽然丘吉尔不止一次地在被炸毁的廢屋现场下流泪，但依然以钢铁般的意志继续带领人民战斗。面对这样的困境，英国国内有人主张对德媾和。可是丘吉爾首相力主张堅決抵抗纳粹，他走访了民众，发现他的主张得到了多数英国人的支持。他在英吉利戰役中發表過幾次激動人心的演說, 鼓舞了英國人民打敗納粹的士氣。邱吉爾成了英國人的英雄。人们给他以诸如“战时英雄”，“领导英国度过‘光荣时刻’的人”，“反法西斯著名领袖”等等桂冠。终于，盟军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的胜利。
德国法西斯投降后不久，1945年7月17日在德国波茨坦（柏林附近）塞琪琳霍夫宮举行了波茨坦會議，讨论如何结束太平洋战场上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对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處理方式。2014年我和太太访问德国时，我特意从柏林坐火车去波茨坦，参观了塞琪琳霍夫宮波茨坦會議會址，太太因行走不便则在柏林火车站枯坐两小时等我。在波茨坦會議會址我看到一则很有意义的报道。出席波茨坦会议的美英俄三国首脑是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会议期间，英国大选揭晓，工党战胜了保守党，丘吉爾的首相职务由保守党的艾德礼接替。于是英国在波茨坦會議上中途换人。对此有人认为，英国民众抛弃了他们的战争英雄及其政党，太无情了。分手时，斯大林對前來告別的邱吉爾表示了惋惜, 对他说道：“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可是邱吉爾卻平静而且认真地回答道： “我打仗就是为了保卫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回国前，丘吉尔又自我调侃地说：“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一个民族强大的标志”。看到这里我不禁对邱吉爾肃然起敬，他的话让我想了很多，很久，终于让我看到了什么是成熟的人民和伟大的政治家。
在战时，斯大林和邱吉爾都是英雄，因为他们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和历史的正确方向。可是在战后，他们又成了两个很不一样的人。为什么？因为这涉及两种不同的價值觀和制度。
是人民的價值觀,决定和支撑了社會制度。英国曾经对人类文明进程和现代民主政治作出过卓越的贡献。邱吉爾的话虽是从他的口里说出的，然而却是这种历来的價值觀的反映。在这环境里，一个政治人物，他必须这样想，也一定会这样想；他必须这样讲，也一定会这样讲。他的这番话就是这种價值觀的反映，否则他非但不能当首相，甚至不能在这个社会里从政。并不是英国民众抛弃了他们的战时英雄及其政党，而是英国民众高度成熟、理智,知道英国在战后将面临的问题，需要挑选怎样的领袖和政府来应对。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地位，还知道领袖和政府是自己挑选出来为国家和人民办事的，不承认存在永远的、能够包办一切的“伟大领袖”。毫无疑问，如果有人对英国民众说“打江山，坐江山”，英国民众对此一定会嗤之以鼻，并且瞪大了眼睛问“What？！”
那么苏联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和由错误的粮食政策造成的大饥荒是不得人心的，他也应该对战争初期的失利负责。可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终于打赢了这场卫国战争，保住了自己的家园、守住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人们对领袖表示感激，但与英国人不同是，苏联人同时也默认了斯大林的全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这是“打出来的”。
不妨让我们来看一个比喻。对英国人，在战时选择丘吉尔就好像在房屋将倾时房主选择一位建筑师来主持房屋修理一样。一旦房屋修葺一新，人们自然会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来褒奖建筑师：给他应得的酬劳，甚至在墙上崁个石碑。但是在宴请宾客时，房主一定会延请厨艺精良的厨师；在举行庆典时，房主则会邀请技高一筹的艺术家。没有建筑师什么事了。其实这都是常识，正如赵丹临终遗言所说：〝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
可是对俄国人，他们看到建筑师挽大厦于将倾，免除了自己餐风宿露、无家可归之苦，尽管自己也参与了大量修建工作，但仍然对建筑师感激不尽，此外他们甚至还相信了建筑师申称的自己无所不能的神话，以致让建筑师做了大厦的实际上的主人。此后的一切事务，包括宴请宾客、举行庆典，一律任由建筑师主理。对建筑师的感激甚至发展到称之为“身生的父亲”的地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这座大厦的主人。
这里我们看到，人民的價值觀形成和支撑了社会制度。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和制度。我们还看到，为什么在极权国家从不提公民、纳税人，也不讲普世价值，因为这会唤醒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危及现存的價值觀并动摇现存的专制极权制度。
有一种说法，民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灵的制度。我们被告知，拉美诸国、印度和菲律宾就是例子，那里的政客们只会夸夸其谈，哗众取宠，讨好选民，一心想着选票，无心做实事。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在有的国家却行之有效，出现了一片国泰民安的景象呢？民主确实并不全等于选票，把民主政治和选票或选举活动等同起来一定是误导，是故意贬低民主制度。1945年的英国大选表明，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公民和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责任义务。选票只是这种权利意识和责任义务的体现。故意拿选票来说事是别有用心。事实上，我们被告知的上述不成功的民主国家其实只是半吊子的民主国家，只学到了形式没有学到实质。
那么民主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呢，在华夏文摘有一篇易明写的很好的文章【1】，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择引一些该文的内容。2014年在瑞士有一次公投，公投的内容是决定瑞士公民可否享有每月4000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2.8万元)，或每小时22瑞士法郎的法定最低工资。也就是说，瑞士国民，即使不上班，每月仍可从政府领取4000瑞士法郎。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对于世界上许多人这恐怕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让全世界惊讶的是，瑞士人居然以高达76%的反对票，拒绝了这免费馅饼提案，而且瑞士全国23个州，没有任何一个州的最终投票结果是支持该提案的。瑞士人这样匪夷所思的投票选择，还有先例。例如，2012年3月，瑞士选民以66.5%的比例，否决了工会提出的每年带薪休假由4周延长到6周的福利提案，因为人们认为这会增加工作成本，影响瑞士经济。再如，几百年没有战争的瑞士，却在2013年公投中，第三次以高票否决了取消义务兵役制的提案，同意保留传统制度，所有男性公民必须服兵役。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公民和纳税人意识，或者说是主人翁精神。政客用来拉选票的福利承诺，在瑞士就没有市场。所以，民主国家的实质就是这种国民的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意识，或者说是主人翁意识。应该说明，我并不认为公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在瑞士这样一个小国家，情况不复杂而且有着成熟的民众的民主国家，许多国家大事是可以用公投来解决的。
半吊子的民主国家缺的就是这种意识。所以走向民主并不是简单地投票，而是要重视培养和尊重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意识，即主人翁意识。只有这样，人民当家作主才不会是一句空话。记得五十年代初，工人们对新政权表达自己拥戴的两句话就是：“从前工字是不能出头的，一出头就是个土字—-入土了”，“现在我们工人这两个字加起来就是个天字！”自豪感溢于言表。还记得我们少先队有位校外辅导员，是位名叫施小妹的老年纺织女工，常来给我们作报告。每次见到我们她总是一脸的慈祥，连声叫我们“小主人”。有次一位同学问道：“施妈妈叫我们小主人，那我们回家以后还要不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施妈妈听了连声说：“当然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在学校里还要听老师的话。”几年以后我们从少年长成半大小子，反右来了。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包括爸爸、妈妈和老师，都要听党的话，不听话的后果非常严重。例如有位教立体几何的路齐老师，讲课极好，听他的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常常不知不觉下课铃就响了。此外他的文学和音乐修养也很好，暑期里常为我们开讲座，听得我们如醉如痴。不料这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被划为（极）右派（显然党的喜好和学生不一样），发配青海劳改农场，不久就听说自杀了。代数老师也是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但是党不喜欢他，不久他就离开了讲台，和校工们一起干活去了。可是等我们长大以后，“主人翁”一词就像少年时代穿破了的旧衣服一样，被扎成拖把，成了代数老师和校工手里洗刷厕所的工具了。我们被教育，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成了主人了）。同时，血的现实告诉我们，决不能擅自做“主人翁”，甚至连想都不要想，因为这念头危险！例如去年初，我的一本书（此心安处是吾乡）由一家香港公司出版，该书在深圳印刷时被查抄，有关人员被抓捕，罚款。主要原因是书中的一篇文章：“给周小平的公开信” “政治不正确”【2】。
就这样，做驯服工具，不做“主人翁”的局面一直被刻意地维持到了现在。在媒体上再也看不到“公民”、“纳税人”、“普世价值”了。连所谓的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成了众所周知的花瓶和摆设。在一个不讲公民和纳税人权利和责任义务的社会里，久而久之，人民的奴性就会愈来愈足，而奴隶是不会想到公民权力和当主人的，每当看到国力增强了，生活改善了，唯有歌功颂德，谢主隆恩而已。另一方面，人民的奴性也成了统治者不愿意开放民主，避免社会动乱的借口。
这个局面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吗？苏联的今天会是我们的明天吗？不知道。
但是，有学者站出来说话了。例如，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 2019年刚一开始，他就发文指出：“在其执政70历史中，这个党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其方针政策不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性质已经彻底蜕变：早已不是一个信仰的团体，加入它是为了做官，捍卫它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还说：“我以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这是2019年新年的最强音。
郑教授的文章真是发聋振聩！但是有用吗？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我以为，我们今天还没有走到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政治家的时候。因为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是的，70年一贯地以言治罪使得几代的中国书生都集体失声，但是你压得住一时，却压不住永远！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说得对，我们应该承认，今天中国的样子和我们的沉默是有关系的。如果有一半的书生都敢讲出自己的看法，都抓得完吗？就算把他们全都抓了，他们的家人、同事、学生会沉默吗？只要有这些人中的一半站出来说 “不”，会是什么局面呢，恐怕连抓他们的人都不够了！
郑教授的文章指出：“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造就的。我们觉得统治者的责任更大，但他的任性是因为我们一直逆来顺受，我们惯坏了他。走出恶性循环，大概要由我们这些弱势者启动。得势者为什么要主动让权，改变现状呢？没有外部的压力，没有强烈的开报禁、开党禁的要求，执政党的党魁想这么做，都没法向同僚交代——同侪们会觉得老大有病了。更不要说，没有外因，连这样的认识和想法都不会进入他的头脑。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不施加压力，我们就不该、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这段话讲得真是醍醐灌顶！事实和真相确实如此。
郑教授不怕被“维稳”吗？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写作本文的目的之一。还有一个卑微的动因，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好样的，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令人敬佩。
郑教授很懂策略，他知道自己的文字不符合“主旋律”，因为党的领导是在宪法里规定了的。为此他特意举了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为例。在人大通过取消任期制动议之前，取消任期制动议也不是宪法规定的，但是无罪，因为对法律可以议论，乃至非议。但公民对某一条款的不认同，止于言论，不可以诉诸行动。所以，“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之议是无罪的。
除了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站出来说话的人还有人民大学向松祚教授、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等等。
布谷鸟已经在叫了，红领巾终于成熟并且开始布谷了，但愿秋后会有好收成。
2019年1月26日于加州
—— 原载: 華夏文摘
微信公众号“思想火炬”近日发布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姜迎春的文章，批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虚化现象”。
姜教授在文章里说：“他们利用一切场合、一切时机鼓吹自由主义思潮，极力反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强调的‘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这个重要论述，将中国是否实行西式民主制度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唯一标准。因此，许 X 润们认为‘该改的’，恰恰是‘不该改、不能改的’”。
问题是姜教授是怎么知道总书记认为哪些该改、能改、哪些不该改、不能改的？总书记私下向姜教授做过汇报？
把自己认为不该改的事情说成是总书记认为不该改的事情，这是想绑架总书记？！
什么是“西方民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哪一“方”的民主制度？是中国哪一届老祖宗发明的？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说的“民主”是什么民主制度？
“东方民主制度”现在能够正常运转吗？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贪污腐败？
西方国家至少没有像中国这样出现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贪污犯，让党中央整天忙着打老虎、拍苍蝇，分散了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精力；最高法院也没有像中国这样丢失案卷，让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巨大的疑惑。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向西方国家学习一下？
能够学习西方国家的斑马线、红绿灯、煤气灶、计算机、航空母舰，为什么不能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姜教授应该听过这句成语。
那么多官员子女在西方学习，为什么只能学习数理化、工商金融，却不能学习一下西方的民主制度？
能够学习西方的思想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能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
西方如果没有民主制度，马克思怎么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安心读书二十年，写出批判资本主义、掘了资本主义祖坟的《资本论》？
如果中国没有那么多贪污腐败，一小撮人想搞颜色革命，搞得起来吗？姜教授以为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没有自己的头脑？都是人云亦云的笨蛋？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古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南京大学的堂堂教授却不懂这个道理？我在这里借用一下姜教授自己的原话：看来这位姜教授“对近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普通战士、普通工人、普通农民、普通学生的水平之下”。
对于姜迎春这种极左文章，大家不能只是怕，而应该迎头痛击，大力批判。
我们怕，然后相互提醒：“以后说话谨慎一些”，于是他们就自鸣得意，得寸进尺，下次更进一步，更加极左，最后使中国再次坠入文革深渊。
文革再来，不仅思想不左的人会陷入灾难，姜迎春这样思想极左的人，也会成为新文革的牺牲品。
很多人总是以为自己偏左、极左，就会安全。但实际上永远有人更左。
把比较右的人全部打倒之后，原来的左派就成了右派。
许章润还能够说话时，姜迎春是左派。但是许章润们全部被打倒之后，姜迎春们就成为右派了。
姜迎春这篇文章里本身就有反动言论：“这种哲学叫做洋奴哲学，洋奴哲学的核心是文化他信。”
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德国人在英国创建的。姜迎春教授居然敢把信仰马克思主义称为“洋奴哲学”、“文化他信”？
等到右派都被关进监狱和牛棚之后，新一代红卫兵没有人可以批斗时，姜教授这样的“左派”就要成为批斗对象了。这里给“左派”打上双引号，是因为那时只有姜迎春本人还认为自己是左派，而红卫兵小将们却不这样认为。
姜教授上面这段话很可能已经被人收入黑材料了。现在不批姜迎春，仅仅是因为许章润还没有被打倒。
曾经的反右和文革勇士们，哪一个不是先斗别人、然后自己被斗的？希望姜迎春们好好地去回顾一下那段历史。
左派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护好比自己右的人。右派不倒，就没有人打左派。
所以，姜迎春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护好许章润。许章润不倒，姜迎春就有价值，否则就兔死狗烹了。
姜迎春教授可以批评许章润教授，但是后面应该有“但书”：“我们的确要学习很多西方国家的反腐经验”等等等等，给许章润留生路，就是姜迎春给自己留后路。
姜教授是哲学系教授，是“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相信他早已发现上述历史规律了，理解其中的辩证法了。
历史是公正的，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不要有侥幸心理，以为历史唯独不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我想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吧？
发布姜迎春文章的微信公众号“思想火炬”自我介绍说：
“本公众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和北京习风堂联合打造的‘凝聚正能量、传播好思想’官微，以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观、维护国家安全为己任，致力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这个宗旨很好，但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贪污腐败懈怠渎职、避免党员干部脱离人民群众、永远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是最大的正能量。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是巨贪，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也是巨贪，这些事情才是最大的负能量，抵消掉了无数正能量，让无数宣传工作黯然失色。
不搞好制度建设，不从根源上消除腐败分子生长的土壤，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不断落入贪污腐败的无底洞，没有钱给公安干警和解放军战士发津贴，怎么可能维护好国家安全？没有钱去搞教育和科研，中华民族怎么可能复兴？
希望“思想火炬”多去烧烧贪腐分子，多去照照那些阴暗角落，而不要总是老调重弹，回光返照。
黄佶，2019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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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地址 http://www.loong.cn/z/hjpaper/hj_190129_jiang_ying_chun.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啄木鸟 @Lhbd95lfpe5sK99 20小时20小时前
下午9:08 – 2019年2月8日
到了猪年，有关猪的回忆，自己就会跑出来。在我做教书匠之前，职业生涯中，做的最长的，就是猪倌。在中国，做猪倌是被人看不起的，后来我读研的时候，提起这段生活，经常遭人嘲笑。有好心人悄悄提醒，以后你就别提这事了。
我的养猪经历，开始的还挺早。文革教育改革，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但小地方的学校，瞎折腾，居然把上下两个年级合并。尽管如此，待到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还是不满16岁，不能就业，只能继续上高中。团里把一个废弃的连队改成五七中学，把我们都发去了。
五七中学半工半读，是来真格的。要自己种地种菜，还要养猪。老师问，哪个养过猪？我说，我在团部中学时，帮伙房干过。于是，成立养猪班的时候，我就被任命为班长。
我们接手的，是原来连队的猪号，已经有百十头，个头都不大。猪号最大问题，是要防狼，因为在山里，有很多的狼，所以，首先要干的，是加固猪舍，这个，我们能干。还有一种动物也需要防范，那就是山老鸹，个头小一点，成群结队的乌鸦。它们经常飞下来抢猪食，还把小猪的尾巴啄掉，耳朵弄残。害得我们的猪都是残耳朵秃尾巴，颜值大掉。但这没办法，对这些经常来骚扰的“空军”，我们没有防空武器，轰走还来，基本上没办法。
其实，我也不知道如何养猪，反正就喂呗，再及时把猪圈里的粪便清出来，就是了。一个废弃的农业连队，仓库，场院角落里有的是粮食，我们就去搜，大豆，小麦和玉米，应有尽有。山上有的是野菜，可以成麻袋地往回采。然后大锅煮，煮了就给猪吃。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不怕喂不好。很快，我们的劳动就有了成效，几个月之后，我们食堂可以吃上我们自己养的猪了。只是好景不长，第二年，我跟老师不知因为什么事吵了起来，他把我这个养猪班长给撤了，此后，学校猪舍的事业就每况愈下了。
再后来，又经过几番大折腾，到了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被折腾得半死，被发到很偏的一个连队。报到那天，我冒昧提了一个要求，说我想去养猪。在我来说，感觉跟猪打交道比跟人好得多。而在连队，则觉得这样又脏又臭的活儿居然有人要干，巴不得呢。于是，我就成了一名正式的猪倌。
发展养猪事业，是伟大领袖的号召，所以，每个连队，必须有一个猪号。我们连队这个猪号，是个提不起来的事业，一共有百十头大小不等的猪，从爷爷到孙子都有。还有好几个精瘦精瘦但养了好几年的宝贝，无论如何都出不了栏。几头母猪，每年都要生一窝崽，但活下来的没几个。猪舍内的粪便尿液加烂泥尺把深，进去得穿长筒雨靴。干一天活儿，身上的臭味，洗都洗不掉。我们的猪，个个都跟泥猴似的。看哪个大了点，要出栏了，我们养猪班的一个知青，就拿锤子进去砸，往往要的哪个没砸到，却砸死了别个，也就拉出去顶杠了。
好在，我去了不久，连队换了一个颇有事业心的指导员，派了一个同样有事业心的班长下来。把猪号彻底整顿了，精瘦的宝贝不见了，从外面引进了母猪，猪舍也都改造成水泥的，粪便可以用水冲到粪池里，所有的栏杆，都换了。母猪产仔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宽大的产仔房，冬天安上两个汽油桶做的炉子取暖。我的任务，是在晚上值夜班，给母猪接生。
这是个很脏，很累，很腥臭的活儿。但对我们连的养猪事业，非常关键。母猪产仔，大半在夜里，如果是冬天的话，产仔房一定要保证温度，产下猪崽，要掐断脐带，给它们找到自己的奶头，固定好。否则十几头小猪乱抢，不仅会有弱的抢不到奶头，还容易把奶头咬破，那事儿就大了，生了奶疮，一窝猪仔就都废了。后来听说，人医有个说法，说是金眼科，银外科，稀里糊涂是内科，埋里咕汰是妇产科。而我给猪接生，得要埋汰成啥样？
可我把这活儿干得很好，一夜下来，只有在所有事儿都忙完了以后，才靠到长凳上歇一会儿。白天睡上几小时，有精神了，还帮他们修猪舍，帮豆腐坊卸车，帮酒坊装料。非产仔季，我就去放猪。春天把猪放进一个三面是水的半岛上，让它们进去吃嫩草，你在口子上守着就是，可以捧本书，躺在草地上悠闲地看。秋天放猪比较累，因为总有狡猾的猪想要跑到尚未收获的大天里去，你得忙着围追堵截。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借放猪，干点坏事，西瓜上市的时候，我们就把猪赶到西瓜地边上，进去问看瓜的大爷要瓜吃，如果他不肯给，那我们的猪可就看不住了，有十回这样的事儿，人家给十回。不这样干，一个猪倌，谁会给你瓜吃？蹭瓜吃，是当年农工的习惯，其实我们也就是威胁威胁，并不敢真的把猪撒进去，那样的话，我们也吃不了兜着走。
这样的猪倌生涯，到了1976年，我们连队的兽医去上大学，指导员让我接掌兽医室着干，才算告一段落。那时候，我挨整被通报的事儿，已经有点淡了。关键是，我们指导员是个有事业心的人，兽医总得有人干。每年给猪打疫苗，尤其是猪瘟疫苗（那时的猪瘟，不是非洲猪瘟，还有疫苗可以防），必须按时按头注射，一个都不能落下。这个事儿，在原来兽医在的时候，都是我干。所以，尽管我有政治上的问题，兽医这个差事还是让我干了。搬进了兽医室，我只要有空，还是会去猪号帮忙。新来的哈尔滨知青，还是喊我养猪大哥。
后来高考恢复，1977年政审不合格，第二年再考，改了理科不说，我报的都是畜牧兽医专业。肚里的小算盘，这样的报法，能让人放我一马。其实，如果不是文革被否定，我还是没戏。但当年的我，怎么知道呢？录取通知书下来，上面写是农业机械化专业。
尽管心里五味，还是得上学去。连里派了一辆马车，把我和行李送到车站，临上车，我向猪号方向看了一眼。树上没有鹧鸪啼：“行不得呀，也么哥！”
别了，我的猪号，别了，我的猪倌生涯。
法广发表时间 09-02-2019 13:33
曾任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的华裔富豪黄向墨。图片取自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网站。拍摄年代不详。图片取自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网站
中国富商黄向墨被指通过政治捐款替北京影响澳洲内政日前被澳洲当局吊销绿卡并拒入籍后，他于2月8日发布声明，指控澳洲当局对他不公并欲收回捐款。
黄向墨生于1969年，是房地产开发商，与妻儿在悉尼定居数年。澳洲当局吊销他的绿卡并拒绝他的入籍申请之后，也禁止他入境。
黄向墨周五发布声明，针对政治捐款表示，这些政治献金是应政治人物的恳求捐赠的。若受捐方觉得不妥可以退款。
据中央社报道，黄向墨曾是澳洲两大政党的金主，涉及多项促进中国利益的争议。包括他曾任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该组织被指和中共统战部有关。
悉尼晨报此前透露，黄向墨曾向澳洲两个主要政党陆续捐款数百万美元。澳洲情报部门警告政界不要接受两名华人的捐款，一名是黄向墨，另一名是华裔富商周泽荣。他们被认为涉嫌通过捐款为外国代理操控澳洲内政。
悉尼晨报还透露导致澳洲当局最终做出决定的其他原因还包括黄向墨申请入籍的谈话显示“道德观”与假信息。
法新社报道，澳洲政治新星前参议员邓森（Sam Dastyari）在2017年被迫离开政界与接受华裔富商资助，为北京的利益游说，与其所属党派的政策背道而驰。据悉尼晨报透露，邓肯曾多次替黄向墨向移民署了解情况。
章诒和先生以《卧底》挑开幽暗的一角，中国文坛立刻起爆了重磅炸弹。冲击波鼓荡开来，又震撼了多少敏感的神经。冯亦代、黄苗子这些大家，在众人眼里，一直是光芒四射的文化名人。他们著作等身，文化学术的贡献光辉耀眼。就是说做人，谁曾经怀疑过他们的作为？一个“卧底“，拆穿了他们形象的另一面。却原来，多年了，他们一直领命监视民主党派的诸位要人。他们表面上和这些昔日的老朋友礼尚往来，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暗地里，每次交往都在写汇报，记日记，对象说了什么，有何想法，都由他们定期向联系人汇报。他们是安插在危险分子身边的密探，以此作为考验他们对执政党是否忠诚，重在表现立功行赏。
这些卧底，和监视对象都是亲密的老朋友，有的甚至共过患难。国民党高压统治时期，他们曾经一起面对强权争自由，风雨如晦，鸡鸣犬吠，漫漫长夜里，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论私交，他们也可说是老交情了。
怀揣着小九九，约好日子，登门，交谈，发牢骚，叹凄苦，虚伪地洒一掬同情之泪，老朋友留下吃饭，执手泪眼相送，远远地依然可以看到门口的孑然的身影——回到家里，背着家人，打开幽幽的灯光，一笔一笔记下猎物不合时宜的言论行踪，电话约了上线，约了时间，约好地点，偷偷地见面。呈上猎获，联络人肯定了报告价值，欣欣然眉飞色舞。再回家，记下关怀与鼓励。每接一次头，都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依靠这些立功表现，摘帽子，改善待遇，不知道当年这些文坛名家，怎样在光影里暗夜里交替扮演两种角色？
这一拆穿，受损最大的是文化名流的人格。原来他们表面上亲亲热热，迎来送往，暗地里却是刺探情报，随时准备给朋友加罪的探子。尤其是，这些监控对象，几十年来风雨同舟，一起从患难中跌撞过来，曾几何时，物伤其类。生死之交成为刀俎上鱼肉，他们毁灭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前程，也是数千年中国文人的为人道德。朋友乃五常之一，为一己之私出卖朋友，士林不齿。今天，在一个堂皇的旗号下，他们偷偷摸摸积累着杀戮朋友的罪证。中国文人的道德溃败，在这一个角落，尤为令人触目惊心。
他们当然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政治正当性，让他们虽然饱受感情折磨，还可以不在乎人情瑕疵。那么，当失去政治正确以后，人间只剩下了道德谴责。这一场隐蔽的行刺之后，损失最大的是他们。
卧底当探子，当然不是他们人生的全部。但这一重身份，足可以让他们的人格大厦轰然倒塌。我们承认，他们对于文化建设功不可没，可是，暗地里的鬼蜮伎俩，麒麟皮下顷刻露出马脚。一代文人的辉煌，黯然失色。民众对他们的尊敬，顿时消解。
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两张面孔，双重人格，亮度对比度，卧底事件都创造了当代最为刺目的记录。
为此，我对章诒和先生揭露卧底的文章，景仰已久。她轻轻地挑开黑幕，那幽暗的一角，曝光出幢幢谍影。那人性恶的隐秘，摊晒了，白光闪烁。一拳打出去，无情残忍，却也公理战胜，坦然磊落。
《卧底》风波，已成过去。近读北岛的散文，却是又回忆了不久前的灵魂震颤。北岛的几篇散文，或许言者无意，章诒和先生的无情揭露，却从此不再孤独。北岛文字后面的迷踪幻影，又让卧底，再一次成为好奇的想象。
北岛在散文《听风楼记》里，回忆冯亦代先生，多次将话题逼近了卧底的传说。尽管只是在话题的边缘周旋，尽管只有只言片语，回想章诒和先生的揭露文章，还是有一种“旁证“的感觉。
北岛的回忆里说：
冯亦代于1949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我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确如北岛所说，1941年乔冠华所托，无非是搜罗知识分子支持中共。这有什么不敢对人言及呢？倒是1957年打成右派以后，奉命暗中监视往日同僚，给当局刺探情报，这才是不可对人言及的。我宁愿相信，“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连老婆也不能讲。“说的正是1957年以后的奉命卧底。冯亦代先生言在此意在彼。甚至可以想象，他在信誓旦旦地申明“连老婆也不能讲“的时候，立刻想到了暗夜里的秘密接头。他的心剧烈地抖颤开了，大颗的汗珠滴下来。
我之所以这样推测，如同北岛所说：这和先生所说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冯亦代先生晚年，和北岛曾经保持了非常深挚的友谊。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北岛抢先找到冯伯伯，悄悄透露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冯亦代这一代知识分子走向思想解放的洪流，同情支持年轻人的种种出格越轨的先锋文学实验。北岛这个名字，在当时无疑是离经叛道的旗帜。在北岛搅起的漩涡里，时时倒可以看到老人的身影。当局或奖或惩，大概有了10月的同谋关系，他从不抱怨。在1979年10月的《新观察》，冯亦代撰文，为《星星画展》事件呼号呐喊。1989年早春，风雨飘摇，北岛“为要事“赶到冯伯伯家，二人显然约谈了什么。冯亦代表情严肃，不但没有拒绝北岛的请求，反而称赞他“做得好“。北岛清晰地记得二人相视一笑，那是雷鸣电闪风满楼台时刻的心灵默契。此时我简直看不明白，冯亦代先生究竟是哪一家的卧底？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重人格，在重大事件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
北岛的散文里，还有关于他父亲“向组织汇报“和冰心谈话的记录。
1957年，北岛的父亲赵济年调到民进中央宣传部担任副部长，部长是著名作家谢冰心。北岛在《父亲》里回忆：
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使命，那就是把谢的谈话内容记下来交给组织。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根据回忆整理，写成报告。
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经历了三反五反，洗澡交心，知识分子早已噤若寒蝉。1957年反右以后，文化人更加成为一支落败的队伍，缴械投降不计其数。赵济年先生回忆，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在民主党派中央机构，思想交锋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小组学习，一是私下谈心。谢冰心这样的著名作家，当然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在赵济年先生看来，“把私下谈心内容向组织汇报，在当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北岛在这里说得比较含混。一方面，赵济年汇报冰心属于“另有使命“，另一方面，赵济年认为向组织汇报“几乎是天经地义的“，究竟是组织的安排布置，还是自己的主动汇报？副部长报告部长言行，看来组织安排布置的可能性较大。那么再进一步，是例行汇报还是秘密汇报？还是间谍手段？这期间的区别还是不容忽视的。
即使不属于间谍手段，宣传部门的部长副部长暗里监视，定期呈递报告，这种监控手段也够骇人。身旁一双眼睛暗里窥探记录，人人自危，这就是1950年代民主党派高层的生存环境。汇报和反汇报，侦察与反侦察，人际关系里的笑里藏刀，明枪暗箭，让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人人都监视，人人都被监视。大家都长着一双警察的眼睛，机关家庭都笼罩了恐怖气氛。这个时候，你才会体会到罗斯福所说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多么可贵。
赵济民监视汇报冰心有没有成果？没有。这不是他没有尽力，而是冰心早已感觉到了什么。晚年回忆当时情景，赵济民感叹冰心早已不像早期作品那样单纯。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终于，她对赵济民摊开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北岛在回忆里说。
看来她心知肚明，试图通过父亲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选一个民主党派的组织成员安插眼线，这种办法可行吗？赵济年以他的忠顺服从，证明了这种办法是行得通的。
赵家也算个大户人家，不幸前几代中落。赵济民受过苦，北京解放前夕，协助地下党收集粮食情报，思想倾向进步。他自幼喜欢书法，爱读文学书。但北岛说，骨子里头，他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他先后在人民银行和保险公司工作，困难时期在家里装配电唱机和半导体，和多数民主党派的成员一样，顺从听话是他们的性格特征。在他负责的范围内，他会按照上级组织精神，声色严厉地处理“犯了错误“的下属，其实也未必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
这样一个父亲，偏偏有一个叛逆的儿子，而且几乎是中国青年叛军的首领，这父子之间的冲突，就成为激烈的家庭大战。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父子二人曾经纵论时局，边喝边聊，大醉之后，隔天北岛得到的警告是不要出门乱说，免遭杀身之祸。1972年，北岛把自己写的新诗拿给父亲看，没想到父亲责令他马上烧掉，因为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老人吓坏了。
北岛成为朦胧诗的领袖以后，父子的冲突愈加升级。这些时代先锋，当时一个一个衣冠不整，须发长乱。北岛父亲多次拒绝他们进门。诗友给北岛临了一幅表现主义的油画，挂在床铺上方，父亲终于爆发，咆哮着命令北岛把油画取下。儿子不肯，父亲一把从墙上扯下，撕成两半。数次争吵，都以北岛出走结束。一直到1990年父亲退休，这父子二人依然互相看不惯，闹别扭，不争吵了，冷战并未休止。
可以看出，父亲对北岛的指责，不尽是家庭伦理冲突，其中更多的是不同的政治生活造就的文化性格。一个守旧服从，在旧有的社会秩序里生活习惯了的老人，遇上了一个青年一代的叛逆领袖，老一代的生活方式完全被颠覆，他当然要习惯的保护早已获得的安全感。
1990年代以后北岛出国，以自由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周游。自由言说，自由出入，大口大口吐纳新鲜空气，他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舒畅的呼吸。晚年的赵济年，终于平和地接受了下一代的反叛。这父子二人几十年的冲突，成功地演绎了一部自由与服从的斗争史。结局是父子二人一同皈依自由，大团圆，喜剧落幕。
扯出赵济年父子对立，无非要证明一点，以赵济年的立场觉悟，性格为人，当年上级选他做眼线，有道理，有根据，完全可能不负重托。
北岛回忆，父亲决定给他讲述这件事，无疑下了很大决心。
1999年秋天，北岛父母到美国探亲，北岛开车陪他们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件事，令北岛“大吃一惊“，当即“试图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表情“。车上说话不便，晚饭后北岛接上了路上的话茬儿，“他似乎也在等待这一刻，于是和盘托出。”
北岛的震撼当然也是我们的震撼，谁相信一个软弱的人会承担如此心灵重负。
赵济年2003年去世，欧风美雨，中国巨变，高龄残年，大约终于体会到了当年的荒谬，不想把沉甸甸的记忆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后院传来阵阵虫鸣，冰箱嗡嗡响。我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这绝非个案，涉及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涉及知识分子与革命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点点头，说再好好想想。这事就此搁置，再未提起。
一直到去世，赵济年也没有写出这一段惊悚的往事。
又一个“到死也不能讲“的标本。
很早就喜欢北岛的散文。喜欢他依然携带的上世纪80年代之风，喜欢他的世界眼光，也喜欢他忧郁感伤地回忆老北京。甚至他谈译诗，也跟着他品位现代诗的翻译困境。在北岛身上，负载着那一代人多么丰富的记忆，历史的艺术的浓稠的意味，让我每每沉浸其中，心向往之。
这一回的卧底疑踪，可算是令人惊讶的副产品。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12期
据中国事务http://www.chinaaffairs.org转载的文本
荣剑 @rongjian1957 上午5:33 – 2019年2月6日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国家，和中国一样，也在热烈庆祝中国的春节，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中国有关部门抵制圣诞节而抵制中国的春节，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中国有关部门该反躬自省了，文化自信不是妄自尊大，妄自尊大的实质是妄自菲薄，不要自绝于世界文明！
近年来中国总是有人抵制圣诞节，说是中国人不过外国节。
提要：近年我做了一点关于乡村自治问题的研究，并不是要炒1949年前后，业已消失了的历史冷饭，而是想到“乡村自治”这样的政治生态，依然和当下紧迫的三农问题，有某些关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所谓“乡村自治”，核心内容是土地私有制，也与源远流长的宗法制度，儒家学说等有关；而反映土地私有的田契制，则具有在契约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民主精神，是宝贝的文化遗产。
在数千年动荡、灾难频仍的中国，先民们尚能生存繁衍下来，主要靠的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自食其力的结果。所以“耕者有其田”是农民们永恒的憧憬，当下也然。因为土地公有、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造成的人祸大饥荒，依然历历在目。
笔者也不认同温铁军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 及会后在《开放》杂志，表达的论点，说“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因为它不是历史事实。
两年多前，我的电子邮箱里，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某著名网站的电邮，自称是该网站“大视野”栏目编辑，说在网上读到拙作“阎锡山是如何治理山西的” 一文，想就阎锡山的一些问题，欲来采访在下，问是否可以，何时方便？我当即回函曰，当然可以，我一个退休老头，随时都方便。不过谈什么呢？那是2016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日80周年为期将近，估计要谈国共联合抗日之事。那确实是值得一谈的大事，阎锡山这个山西王，在国难当头危急时刻，虽有过一些动摇，但终于决心抗日，作为一方面的抗日主将，在山西主持过著名的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和太原保卫战等重大战役，虽然因敌我力量悬殊，最后失败了，但也大量消耗了敌方实力，延缓了日寇南下的步伐。这是阎锡山治理山西38年，最辉煌的一页，将永载史册。
阎先生抗日还有两件大事，值得后人追念，一是与共产党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等合作，林彪指挥的平型关保卫战，虽只是太原保卫战一部分，袭击的也只是日寇一支辎重部队，但也是重要战果，在抗战初期，起到过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二是阎与共产党人薄一波合作，组织牺盟会，冲锋在前，视死如归，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铁血精神，是一支名符其实的敢死队。当时侥幸存活下来的一位十八、九岁的敢死队成员，名曰李干的少年，文革期间是我们芜湖市市委书记。他面对恶斗他的芜湖电校所谓“敢死队”造反派的学生们说，我们低着头背着手，任你们胡闹，你们算什么敢死队？当年我们在山西抗日，冒着日寇炮火，猛打猛冲，一战下来，十不余一，那才是敢死！为此造反派说他在吹捧反动军阀阎锡山，更残酷虐待他。据说李干先生，盛年早夭，惜哉。
记得我在给那位编辑回信中，提到李干先生的事，还说到李干先生还有后人在芜湖，你们如有兴趣，可以找到他们。不过研究抗日问题的专家学者，是太多了，文章书籍也汗牛充栋，如谈抗日问题，在下无能为力。
那位编辑回函曰，抗日问题，可谈也可不谈，找在下主要是谈乡村自治问题，如同意，我们将先发采访题纲过来。我说那就过来吧，随时恭候。
我知道他们找到在下，一定是还读到过我另外一些谈“乡村自治”的文章。我在谈阎锡山治山西的文章同时，发过两篇万言长文，谈“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文中简略地谈到，在有关中国乡村建设问题上，近百年来有着两股从理论到实践，完全背道而驰的力量角逐。其代表人物一是以彭湃、毛泽东为代表的暴力革命派，主张用阶级斗争方式，通过暴力土地改革，达到消灭私有制和‘均贫富’，在中国乡村来个乾坤大颠倒；另一派代表人物是以学者‘南陶北晏’的陶行知、晏阳初，和‘民国乡建三杰’的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他们都主张在乡村从普及教育入手，发动各界人士参与其中，并充分发挥农民们自身力量，通过和平方式，在乡村实施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的普及与提高，重点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改善与加强家乡田园建设，保护生态环境，逐步实现乡村现代化，从而为国家现代化，做好乡村基础工作。
笔者的态度在文章中，表达得很明确，就是坚决反对什么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的，因为它们带来的只是动乱、血腥、杀戮和经济衰退和文化消亡道德沦丧。对此我在关于“乡村自治”和暴力土改的系列文章中，已有较全面的论述。
当然，我是竭力赞同晏阳初梁漱溟等的和平建设主张的。因为他们的主张符合国情，从理论到实践，于国于民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事。我国历来农耕立国，农民是最庞大的人群，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在广袤的农村，进行任何一项变革，更是宜缓不宜急，要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能得农民们的认同，并能主动加入其中最好。而晏阳初等先生们，正是这样做的。后来虽然由于时局的动乱，内战外战频仍，迫使这些有益的变革中断了，也还是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实践成果与经验，值得后人借鉴。
众所周知，1949年政权更迭后，毛氏暴力革命派，已执掌乾坤，成了意识形态主流，容不得他人置喙。而那些“乡村自治”的倡导者们，或被迫害至死如卢作孚，或流亡海外如晏阳初，或被死后“鞭尸”如陶行知，而硕果仅存的梁漱溟先生，则受尽凌辱。如今中华大地，还有几人还记得，近一百年前，在中国曾有过有关“乡村自治”的思潮与实践吗？
那么，这家著名网站，突然来函要讨论“乡村自治”问题，用意何在呢？
批评它，否定它，站在暴力革命派胜利者的立场上，嘲笑讽刺一番，以显示胜利者的狂傲？应该不是，不说当下并没有这种思潮在重新崛起，至少不该由这家网站来肇始。
那赞赏它，肯定它，为历史翻案，重炒这锅冷饭，再办几个诸如“定县模式”、“北碚模式”、“邹平模式”这样的“乡村自治”试验区？似乎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做不正确，而是当局不会允许。至少当下看不到这种可能，未来就说不清了。
既然否定也不是，肯定也不是，那把这个问题，只是作为一次历史现象，用现代观点来复述评论一番？似乎时机也仍未成熟，在当下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是很难取得共识的，还讨论它干吗？
那回归到文前，既然网站因笔者小文，引发了一场胎死腹中的采访，是否小文有了一些反响，或是触发了要进行这类问题讨论的契机？尽管笔者心灵深处，期盼着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因为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发生过，也确实给农民们带来过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果能继续下去，还可能发生那场惨绝人寰的人祸大饥荒吗？但是梦想是美妙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大陆没有蒋经国，一时不会出现什么用独裁手段实现民主转型的可能，权贵阶层会也不会放弃自身利益的，民主转型任重又道远。
再说笔者小文，只是网海一粟。虽然曾被“中华文本库”等多家网站收录转载过，本是网络世界极平常的事。有的只是想保存一点资料，有的也就赚一点点击率而已，并不表明它们是支持的或反对的态度。这方面在下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所以对拙文经常被转载收录什么的，从未放心上。
但是，这次这家著名网站，且由久负盛名的“大视野”栏目编辑署名来函，倒真的引起了我的一些思索。因为这个栏目，曾经播出过一些重大的，乃至甚为敏感的话题，因为内容的率真，关键点的切入，事件本质的剖析，和是非的评判与担当，在观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也争相收看。那他们今天选择了这个话题，决非一两位编辑的一时兴起，自有他们选择的道理。所以提醒我应该慎重对待，那是要对历史负责，对听众负责，也是对将要对话的双方负责。不能等闲视之，不能游戏文字。
我还想到，全国各高校，及各级社科院，集中了各路人才，他们都学养深厚，掌握资料也多，很多人著作等身，为何独独找到在下一个退休医生，又是个年已八十的昏昏然老头。我想是否正因为年已八十，去日已近，应该顾忌要少些。
不管怎么说，即使事情一开始，即预见到，在当前情况下，这次采访的成行，几乎为零。我的考虑，依然是一次有意义的促进，用流行的语言说，是倒逼也可以。反正我一个退休老头，闲着也是闲着，何不做一点探讨，就此机会，读一点闲书也好。
后来采访一事，果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了了之。当然，他们也不会来函撤消，也在意料之中。但不妨碍研究的进行。
决定做一点这方面的研究，从大的方面说，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的所谓三农问题，是历代中国最根本问题之一，如今也然。从个人方面来说，作为大跃进大饥荒的亲历者幸存者与研究者，曾长期生活在农村，对脚下这片土地，有着血浓于水的亲近，在研究暴力土改问题之后，也有责任关注在中国延绵了数千年“乡村自治”问题的研究，也是作为炎黄子孙的责任。
为此近两三年来，在下一直在关注这项几乎为人们忽略了的话题，也写下了教篇系列文章，感谢一些网站的支持，给予发表，也有一些网站转载收录了，这里一并感谢了。拙作浅陋，也是自己的声音，欢迎批评指正！
已经发表的文章，不再重述了。借此机会，想重申两件事：
一件事依然还是关于“乡村自治”的。
乡村自治只是一种政治生态，它的形成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土地私有制、宗法制度、儒家思想是关键因素。
所谓“乡村自治”，并非放任自流，也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即政府权力弱化，广袤乡村的亿万农民，在基层宗法制度松散的管理下，农民们包括管理他们的士绅阶层，即中小地主们，凭借自身的力量和自愿合作的力量，在建设自己的家园。即使在强人阎锡山领导的山西省，在乡村建设和普及基层文化教育方面，也是着重调动基层管理者，尤其是广大百姓自身的力量与才智，而不是一切由政府包办，下的都是指令性所谓政策，百姓们完全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
其实所谓乡村自治，并非近百年才有的概念，而是自古有之。有一首先秦时代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先秦民谣告诉我们，先民们只要有了脚下的一亩三分地，可以自食其力，并不怎么把皇帝老儿放在眼里。这件事到了公元前361年先秦秦孝公时代，经过著名的商鞅变法，确定土地私有之后，乡村自治自食其力，作为一种政治生态，即基本稳定下来了。
虽然这种政治生态的形成，与数千年皇权不下县，朝廷命官只到县一级，广袤乡村不必对官府唯命是从，以及宗法制度在基层的网络，还有士绅文化、儒家学说等等有关。但核心价值依然是土地私有，也就是田契制度千年不变，我们的先民们，也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它也符合在契约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国家的意识，其中也包括佃农们向地主租赁土地的契约制度。可以说也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传统。
可以说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耕者有其田”，是农民们永恒的憧憬，当下也然。
事实也是当这项传统被打破后，特别是经过所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小社到大社，再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亿万农民不仅丢失了土地所有权，也丧失了经营权，最后连土地产品分配权也没了，无穷的灾难便开始了，直到数千万百姓，主要是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被活活饿死！试问，如果还是土地私有，还会发生这种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吗？
但是这种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除了土地私有是农民们必须坚持不懈争取的切身利益，而宗法制度与儒家理论，则有着复杂的两面性，此事我在拙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简略地说，它们既使我们的祖先先民们，在漫长动乱的岁月里，尚能相互扶持，抱团取暖，以坚忍的耐力，苟延生存下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园，供先人们自食其力，繁衍后代，不至于灭种灭族。但也使广袤的农村长期处于贫穷闭塞落后羸弱，与世界潮流相隔遥远。
再说宗法制度，强调的宗族利益，且“家国同构”。在上层由“政治血亲网络化，血亲网络政治化”，而形成的什么太子党、红n代，与民主宪政格格不入。在基层宗法制度也有其顽固、保守、维护小集团利益等弊端。而儒家学说的“三纲五常”、君权天授，上尊下卑、男尊女卑，更与平等、自由、人权、法治等，皆不可兼容。
我们不能因为它们在“乡村自治”问题上，有过有益的一面，而忽略它们的弊端。
所以说中国乡村的变革，是大势所趋，不同的只是变革的方式。即使尔后又有人提倡了“乡村自治”的问题，那也将是迎合世界潮流的新形式，不会再抱残守缺，因循守旧。当然也会汲取既往成功的经验与教训。
其二，如何评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乡村自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知识界思想界流行过一股有关“乡村自治”的思潮，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些还遗泽至今。后来虽然因时局的动乱，尤其是强敌入侵，大部分国土沦丧，迫使乡村自治的实践，戛然而止。却依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理论研究资料，和一些卓有成效的实践经验，对中国今天的乡镇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必要做一些简略的回顾和评价。
其代表人物是创建河北‘定县模式’的晏阳初先生；创建山东‘邹平模式’的梁漱溟先生；创建四川‘北碚模式’的卢作孚先生；和普及基层教育江苏‘晓庄试范’的陶行知先生。当然还有在乡村自治上，亲力亲为硕果累累的山西王阎锡山先生。
他们都是民族先贤，都是国宝级的人物，有的还在世界教育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如晏阳初。他们所做的事业是正义的，是真正为百姓谋福祉的。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事业中断了，诸位民族先贤，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甚至恶语中伤，乃至人身迫害。但是这些恶人恶语的伤害，都无损于他们个人的优秀品质，和乡村自治等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因此，我为每一位先贤，都写出了专章，对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在个人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于以介绍、推荐与品述。并谈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有关各界人物的关系，力争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一个侧影。
在各自单篇中，也谈了一点各传主之间的横向关系，和一些从理论到实践的异同，比如晏阳初和梁漱溟。
当然，再完美的事业，也会有考虑不周之处，他们的事业也不例外。在下此言，并非对近百年前之事品头论足，而是想到，诸位在从事这项艰苦卓绝的工作时，除了阎锡山之外，几乎都未想到，你们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农村的贫困，物资的溃缺、经济的捉襟见肘，和广大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它们只要时局不那么动乱，一时尚没有内战外战，各界及全民协力，坚持不懈，总会逐渐解决的。
但是，他们面临的极大危机，将是已经兴起，并将是燎原之势的红色风暴！如果说1926年5月和8月，由彭湃毛泽东等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还是纸上谈兵的阶段。那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朱毛井冈山会师成功，已经有了根据地，并且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随着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国中之国瑞金苏维埃正式成立，也颁布了“兴国土地法”、“二七土地法”。还有比他们更早的，就是1926年，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起义成功，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党领导的政权，也“打土豪，分田地”，也大批杀人。别问这些国中之国，和他们的土地政策，谁左了些，谁更左，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要进行暴力土改，都要消灭私有制，都要大量杀人！包括消灭以中小地主为代表的士绅阶级和士绅文化。他们对此并不隐讳，自称1927至1937十年，为土地革命时期。
试想，当红色风暴卷地风来时，还谈什么乡村自治呢？可惜诸位从事乡村自治研究并实践的先贤们，均未看到离身边不太远的现实，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相比之下，阎锡山先生倒有些先见之明，早早的看出了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其实说先见之明，并不准确，而是事实教育了他。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苏俄还是列宁时代，山西省即有一批商人，去苏联经商，或称延续满清晋商去俄罗斯经商传统。但那里已经是共产主义的列宁时代，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岂容你外商谋利！所以货物被没收，商人全被赶回了山西。这使已经开始统治山西的阎锡山，认识到共产主义与私有制，是水火不容的。从而开始防止共产主义的学说，和共产党人在山西的传播与发展。事实也是早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前，已有信奉共产主义的高君宇、石评梅等在山西活动了，他们也终于未能动摇阎锡山对山西38年的统治，也包括阎对山西卓有成效的“乡村自治”式治理。
最后重申一个观点，就是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客观地看待上世纪那场影响深远的乡村自治运动，包括它的理论和实践。因为前不久网上见到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此言也大可商榷，真的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吗！这是你们的由衷之言，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如果说土地革命胜利了，它是否也包括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刚发到手的土地证上交，和继之而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数千万农民死于人祸？如果回到土地革命之前，农民手上有土地所有权，当然也就有了土地经营权和土地产品的支配权了，那还会发生人祸大饥荒吗？我看有些事，结论不能下的太武断，还是等待历史的发展，让历史来下结论吧！
在下关于乡村自治问题的所谓研究，至此算是做了一个小结，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它，研究它。
2018年10月初稿
2019年元月二稿
五柳村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