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记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时的陈云

原标题:时任中原标题: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 RFA 2017-05-15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笔者在本专栏的《为扼杀经济特区陈云曾借口打击经济犯罪下令抓人、杀人》一文刊出后,在美国的其他中文网站以《陈云下令抓人杀人 邓小平终于撕破脸》为题转载,有一位网友跟贴说:“陈云主要是从国家投资能力来考虑的,也防止地方乘机营私舞弊、侵吞公款。当时国家财力有限。”言下之意,似乎是要说明陈云当时至少是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是他找借口对项南疯狂打击报复的行为实在是没法用“出了公心”四个字来解释。 项南先生去世后不久,境外媒体曾刊有文章分析说当年项南的下台原因毫无疑问是党内保守派暗中打击胡耀邦团派人马的重要组织动作之一。就如同王兆国早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一九八六年四月即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一样,项南则是在王兆国去职前一个月下台的。而项南被迫下台的真正原因,又同王兆国下台的原因有直接的联系。 当时,身为中办主任的王兆国可谓权倾一时,要想利用职权搞点小小的个人腐败,不但是易如反掌,而且完全可以借口是“工作需要”。但王兆国偏偏要每天骑自行车上班。除了自己做“廉洁秀”,王兆国还在胡耀邦的指使下,打着“制度改革”的旗号,积极准备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特殊物质待遇进行相应调整,比如公车配给制度从严掌握、取消生活用品“特供”制度、关闭在社会上影响极坏的“特供商店”等等。因此而惹火了一大批中共元老。连当时积极倡导干部制度改革的邓小平都觉得“多此一举”。 本来,邓小平劝说党内元老离开领导岗位就已经搞得怨声载道,所以邓小平嘴上不明白说出来,心底里的想法无疑是要对这些老干部采取“赎买”的政策,用比在位者更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劝退老干部的交换条件。总之当时邓小平的意思是“卸磨”但不要“杀驴”。而王兆国配合胡耀邦意图推动的“制度改革”无疑有“杀驴”之嫌。这一来,陈云等人压迫胡耀邦将中办主任换将,邓小平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只能表示同意。 同样原因,当时在福建省执政的项南也是因为反对中央领导人享受“特供”而得罪了陈云。 笔者当年在美国接待胡绩伟先生,一次请胡老先生和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王若水夫妇到家里作客,曾任中纪委委员的王若水席间谈起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期间自己并不廉洁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在给汪东兴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后,自己的所做所为更为过份。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於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里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後,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是,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後,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於党的形象不利,於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仆”、“严於律己”著称於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大,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一、二把手。于此同时,由陈云亲自委派的中纪委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口当地出现当地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利用各种手段行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行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立刻被一些敏感人士诱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 共产党中央的纪委要处理下面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问题,无论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至多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在有了处理结果後,或是内部通报;或是把处理结果在党报上公布。而在对某一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下面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後。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声势,为籍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行舆论上的铺垫。 当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於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胡平等人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於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於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於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后续的内容,下篇文章再继续介绍。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 RFA 2017-05-15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笔者在本专栏的《为扼杀经济特区陈云曾借口打击经济犯罪下令抓人、杀人》一文刊出后,在美国的其他中文网站以《陈云下令抓人杀人 邓小平终于撕破脸》为题转载,有一位网友跟贴说:“陈云主要是从国家投资能力来考虑的,也防止地方乘机营私舞弊、侵吞公款。当时国家财力有限。”言下之意,似乎是要说明陈云当时至少是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是他找借口对项南疯狂打击报复的行为实在是没法用“出了公心”四个字来解释。 项南先生去世后不久,境外媒体曾刊有文章分析说当年项南的下台原因毫无疑问是党内保守派暗中打击胡耀邦团派人马的重要组织动作之一。就如同王兆国早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一九八六年四月即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一样,项南则是在王兆国去职前一个月下台的。而项南被迫下台的真正原因,又同王兆国下台的原因有直接的联系。 当时,身为中办主任的王兆国可谓权倾一时,要想利用职权搞点小小的个人腐败,不但是易如反掌,而且完全可以借口是“工作需要”。但王兆国偏偏要每天骑自行车上班。除了自己做“廉洁秀”,王兆国还在胡耀邦的指使下,打着“制度改革”的旗号,积极准备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特殊物质待遇进行相应调整,比如公车配给制度从严掌握、取消生活用品“特供”制度、关闭在社会上影响极坏的“特供商店”等等。因此而惹火了一大批中共元老。连当时积极倡导干部制度改革的邓小平都觉得“多此一举”。 本来,邓小平劝说党内元老离开领导岗位就已经搞得怨声载道,所以邓小平嘴上不明白说出来,心底里的想法无疑是要对这些老干部采取“赎买”的政策,用比在位者更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劝退老干部的交换条件。总之当时邓小平的意思是“卸磨”但不要“杀驴”。而王兆国配合胡耀邦意图推动的“制度改革”无疑有“杀驴”之嫌。这一来,陈云等人压迫胡耀邦将中办主任换将,邓小平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只能表示同意。 同样原因,当时在福建省执政的项南也是因为反对中央领导人享受“特供”而得罪了陈云。 笔者当年在美国接待胡绩伟先生,一次请胡老先生和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王若水夫妇到家里作客,曾任中纪委委员的王若水席间谈起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期间自己并不廉洁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在给汪东兴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后,自己的所做所为更为过份。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於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里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後,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是,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後,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於党的形象不利,於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仆”、“严於律己”著称於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大,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一、二把手。于此同时,由陈云亲自委派的中纪委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口当地出现当地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利用各种手段行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行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立刻被一些敏感人士诱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 共产党中央的纪委要处理下面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问题,无论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至多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在有了处理结果後,或是内部通报;或是把处理结果在党报上公布。而在对某一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下面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後。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声势,为籍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行舆论上的铺垫。 当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於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胡平等人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於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於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於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后续的内容,下篇文章再继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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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谈项南:有此一说…

高新:有此一说:习近平因项南十四大未进候补中委
rfa2017-05-17

项南(百度百科)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中已经介绍到了一九八五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於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於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於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
当时的那次以新老交替为主要目的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前夜召开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重要人事事项之一,就是根据习仲勋、谷牧和姚依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当时的谷牧和姚依林都是因为在国务院有行政职务,一个是国务委员,一个是副总理,从当时“党政分开”的角度,他们不再留任专职的党务机构中央书记处书记是正常的,但当时的习仲勋是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其具体的责、权都是体现在书记处书记上,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同时又没有的任何行政职务,只剩一个空头政治局委员头衔,很有点象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的杨白冰。

转眼到了一九八六年,当年三月,在陈云亲自下集令革除项南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同时,陈云等人又逼迫当时胡耀邦在省级地方党委的另外一位忠实追随者,当时的改革派大将之一周惠提前交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周惠当时虽然表面上没有处分,但也和项南的待遇一样,直接回家赋闲,而且不按照“惯例”安排他为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

总之,当时陈云下手的一批政治打手已经开始对胡耀邦派系的人马发起进攻,中央里面的攻击对象是时任中办主任兼中直机关工委书记王兆国。这很有点象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的“清群侧”。

考虑到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胡平与项南的关系密切,刚刚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职务不久的贾庆林又是项南点的将,当时的陈云等人坚持不同意从时任省委班子中为项南选择替身。之所以将时任甘肃省长陈光毅调去,一是因为陈云爱将、在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便对陈光毅大力提拔的宋平起了作用;二是因为陈光毅和项南一样,原籍是福建。

项南被迫下台後,以“戴罪之身”回到北京,时常到胡耀邦家里发发政治牢骚。八个月后,胡耀邦也中箭落马,两人反而完全没了顾忌。直到胡耀邦去世之前,到他门上走动就多的便是项南。

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中共十三大时,已经在家赋闲一年半之久的项南被安排为中顾委委员。但项南对此根本不领情,因为邓小平最为痛恨的汪东兴都是中顾委委员。不过,项南担任这届中顾委委员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至少在反对理论左根邓力群的问题上,投上了自己关键的一票。

当时邓力群在十三大中委选举中被差额出局的事情已不是什么新闻。至今显为人知的是中顾委内的一批被左派们指责为“党内自由化分子”的人成功阻止了邓力群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邓力群在中委选举中被差额下来之後,赵紫阳於当夜主持政治局会议商量对策,及时征得邓小平同意,转而安排他担任中顾委常委。按照党内选举程序,中顾委委员由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当选後的全体中顾委委员再按照“候选人名单”来“选举”中顾委员常委。

由於的党代表们眼见邓力群已经被从中央委员中差额出去,几乎无人再想到继续与他为难。更何况中顾委委员的“选举”是采取等额方式,只要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而令中共高层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新当选的中顾委委员们居然不买邓力群的账。

说来实在是很有讽剌意味,那就是当时在中共十三大上首任和继任中顾委委员者中,有那么一群党内自由化分子,除了项南、前文提到的李昌,周惠,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任仲夷等。正是这批人在中顾委会议上起了难得的游说作用,导致中顾委常候选人名单上的邓力群居然就得票不过半数。

邓力群愤恨之余,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指斥中央顾问委员中“怎么会有一个右派俱乐部?”而项南就是这个“右派俱乐部”里最活跃的组织成员之一。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是项南生前最喜欢引用的诗句。他猝然去世后,福建地方的许多县份都为他送去了家乡的鲜花,家里设置的灵堂里一度摆放了四百多个完全用鲜花纺织而成的花圈、花篮。不过,如此隆重的悼念并非官方预先设定的规格,只是因为江泽民、李岚清、贾庆林,乃至乔石都曾经是项南的下级部属;更因为李鹏等人惧於项南在中共党内的实际威望,这才令项南得以哀荣倍至。

在福建长汀河田,民众在千年闽王庙旁建了一个项公祠,里面立着项南的塑像,以此来怀念项南。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悼念陈云和日后悼念项南的过程中,均出现了“两袖清风”四个字,实在是对共产党政权莫大的讽剌。

项南出身中共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跟习仲勋在西北两度共事。习仲勋赞誉项家“满门忠烈”。项与年去世后,习仲勋为其写了长篇墓志铭。所以当年的项南调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去厦门任职,也是人之常情。后来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到福建是“来尝试对改革、对开放的实践”。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项南向到厦门视察的邓小平提出在厦门建立自由港得到恩准。习近平到任后,随即主持自由港的调研工作,并为厦门制定出全国最早的一份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1992年,离开福建宁德地委书记岗位的习近平将在闽东工作两年的讲话、文章结集出版,全书围绕闽东地区如何早日脱贫致富这一主题,书名叫《摆脱贫困》。他特地请项南为这本书作序,而此时的项南已因“晋江假药案“黯然去职数年,回北京创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并担任会长。

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开过之后,党内曾有传说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本来是江泽民钦点的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就是因为陈云和宋平安排顶替项南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陈光毅向中央密报习近平“丧失政治原则“让习近平失去了这次机会。所谓的”丧失政治原则“,指的就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让老领导项南为自己的书作序。当时习近平这本书在福建省委大院出现后,令陈光毅大为恼火。当时的福建省委内部人士也都知道陈光毅对习近平不大感冒,硬是不同意他进入福建省委常委,直到他自己的省委书记职务被项南的老部下贾庆林接替后,习近平在福建省的政治仕途立刻明朗起来。

北京协和医院纪念洛克菲勒:感谢对中国医学的贡献

2017年03月21日 15:46:25
来源: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微博发文纪念洛克菲勒

@北京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家族最大一个海外慈善项目就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播下一颗西方医学教育的种子。1917年,当刻着“民国六年”字样的巨大奠基石沉稳落地的那一刻,一所承载了太平洋两岸科学梦想的医学院,由此诞生。感谢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医学的贡献!

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1921年创办北京协和医院

19世纪下半叶,戴维·洛克菲勒的爷爷约翰·洛克菲勒创办美孚石油公司,通过石油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而戴维-洛克菲勒的事业不在石油上,而在大名鼎鼎、位列世界十大银行第六位的曼哈顿银行上。他任该银行执行委员会主席兼总经理以后,使该银行从资金二十亿美元上升到资产净值达三十四亿美元。

德新社2015年的报道,《福布斯》杂志估算戴维·洛克菲勒的身家为32亿美元,位居全球富豪榜第603位。尽管“腰缠万贯”,戴维·洛克菲勒并不看重自己的财富。他先前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

“我的人生非常精彩……我相信,物质很大程度上可以让一个人过得快乐。

不过,如果你没有好友和重要的亲人,生活会非常空虚和难过,那时物质的东西也不重要了。”

每日经济新闻了解到,和无数世界知名的家族一样,洛克菲勒家族和中国也有着不解之缘。比如,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上,多年位列第一名的北京协和医院,便是由洛克菲勒家族捐建的。

传承六代从未引发争产

标准石油公司、大通银行、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中心、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在“9·11”中倒塌的世贸大楼……翻开美国史,洛克菲勒家族无处不在。

据荆楚网报道,1911年,依据休曼反垄断法案,标准石油被分拆,但洛克菲勒家族仍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且经历六代人,从未引发任何争产风波。

家族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深知财富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毁灭人,他时刻给子女灌输勤俭节约的价值观,孩子没长大前,他没带他们去过办公室和炼油厂,以防孩子知道自己身在豪门。退休后,约翰热衷施舍财富,和钢铁大王卡内基开创了美国富豪捐出财产做慈善的先例。

约翰去世后,儿子小约翰继承了大量的财富,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1913年,一场激烈的劳资冲突使洛克菲勒家族在纽约的宅院受到袭击,这彻底改变了洛克菲勒家族传承财产的态度:

“一方面,小约翰选择了以信托的形式,将财富传承给后代;

另一方面,他将家族财富拿出来彻底从事慈善事业,他一生捐出了5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他一半的身家。”

刚刚去世的第三代族长戴维·洛克菲勒被估算身家32亿美元,他也承诺过,会将自己过半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

据悉,洛克菲勒家族的信托本金自动传给受益人的子女,委托人把资产注入信托之后,即在法律上完全失去该资产的所有权以及控制权。受益人在30岁之前只能获得分红收益,不能动用本金,30岁之后可以动用本金,但要信托委员会同意。

这种机制使遗产始终是一个整体,家族企业既不会因为分家而变小或终止,也不会因为代代传递而被逐渐分割成若干个部分,可以发挥规模优势,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此外,约翰还打破家族企业的“子承父业”弊病,退休时并未让儿子接班,而是让基层员工出身的阿奇博尔德接任。

此后的洛克菲勒家族后代,只有能者才可以参与企业管理,凭自己实力担任一定的职务。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第三代,洛克菲勒家族仍能人才辈出,他们成为了美国副总统、大慈善家、风险投资业开创者、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

曾捐建中国最好的医院

有“石油大亨”之称的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的投资合作最早是在1863年,那一年,家族第一代、年仅24岁的约翰·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

但洛克菲勒家族和中国的连接点,最著名的却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

据时代周报此前报道,1914年,专注慈善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刚成立不久,便派出了中国考察团。对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医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三次考察的结果让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定决心,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这就是后来的协和医学院。

1921年学校建成开学,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从美国乘坐轮船,历经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赶到中国出席开学典礼。

此后,协和医学院培养出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在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而这些中国现代医学精英,一人往往可开办一所甚至多所医院或学校,为日后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打下了基础。

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中国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能够达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系水平。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斥资捐助13所综合性大学,以提高其教学水平,过程整整持续八年。这其中最大的资助对象是当时中国的世界级一流大学——燕京大学。

70多年后,1998年,小洛克菲勒的孙女佩姬·杜拉尼(PeggyDulany)第一次来到中国,就走进了位于东单的协和医学院。

每日经济新闻注意到,除了捐建医院,洛克菲勒家族还与中国商业合作紧密。

2003年9月,洛克菲勒家族第六代成员尼古拉斯·洛克菲勒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就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市场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适合投资的国家”。第五代成员史蒂文·洛克菲勒二世更是表示,中国的投资环境很让他满意,会把北京作为其第二故乡。

就目前而言,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的主要投资都放在了房地产开发。此外,他们对在中国投资主题公园、无线通信及媒体等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千金散尽,浮华易老,唯精神和历史能长久流传。

杨振声:世道浇漓 故人情薄

2017-03-11 陈远 拍卖时光

杨振声:湮没无闻许多年

口述:杨起 撰文:陈远

创建国立青岛大学

1928年,父亲到清华文学院任教,同时担任教务长和文学院长。1930年,校长罗家伦因为独行专断被学生赶跑。阎锡山想趁机控制清华大学,派其亲信乔万选在武装人员护送下来清华接收清华。但是清华的人对此并不认帐,乔万选到清华那天,很多学生和教授聚集在清华西门拒绝乔万选做校长,那里现在写的是“清华大学”,当时写的是“清华园”。

我当时十一二岁,在清华成志小学读书,听说之后就跑到那里去看热闹。

我亲眼看到,父亲带头,领着一帮教授学生把着门口,不让乔万选他们进门。我记得很清楚,乔万选他们当时开了两辆汽车,最后却只能灰溜溜的回头走回去了。

父亲在清华大学呆了两年,教育部决定筹建国立青岛大学,并接受原来私立青岛大学的校产。在这之前,先是成立了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蔡元培先生是筹备委员会的其中一员。父亲是蔡先生在北大的学生,当时由于参与创办《新潮》杂志受到蔡先生的欣赏,这时蔡先生便推荐父亲做青岛大学的校长。

1930年,父亲出任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在他就任之初,父亲曾经发表了一个讲话,在那个讲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父亲为了青岛大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在他的任期之内,不仅建立图书馆、科学馆等建筑,另外还成立一个由教授们组成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权力在校长之上。当时青岛大学的经费跟清华北大比较起来相差很多,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建起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建筑,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的。

不仅如此,父亲还把原来私立青岛大学每周一必搞的总理纪念周(相当于国民党的政治课,借此灌输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改称学术讨论,并带头发起了第一次演讲。

作为一个学者,父亲当然知道学者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当时的青岛大学,在当时并不是很有名气,但是你看看当时青岛大学的那些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是梁实秋,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则是董敬思,著名的教授也不少,如王淦昌、李达、任之恭、沈从文、傅鹰、游国恩、童第周等等,囊括了文理各科的顶尖人才。

梁实秋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当时父亲聘请他和闻一多到青岛大学的往事,当时梁先生和闻先生在上海,父亲到了上海,跟他们说:“青岛那个地方还不错,你们可以到那里看一看,觉得合适,就可以留下当教授。”梁先生在文章中说,这种先尝后买的方法挺好,后来他们俩到了青岛,就在那里留了下来。同时,父亲还经常请北大清华的教授到青岛大学去搞讲座,用此来开阔学生们的视野。父亲在青岛大学任期两年,人们评价说他对于日后青岛大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离开青岛大学

父亲为什么只在青岛大学当了两年校长呢?

主要是当时的山东军阀韩复渠总是想控制青岛大学,青岛大学本来是市属大学,但是省里对于这所市属大学并不能直接控制。所以韩复渠一心想把青岛大学改为山东大学,以便于他能够全面控制。

当时何思源是山东教育厅的厅长,是父亲的同学,有时候他到青岛,去我们家跟父亲谈起这个事情,我在旁边,记得父亲对此反对得十分坚决。另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学潮,父亲自己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对于学潮,他是同情的。每当政府要逮捕学生的时候,他总是想方设法的保护。但是他又是校长,是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校长,这样的位置让他感到为难。

最终,他选择了辞去青岛大学校长的职务。辞呈递上去之后,教育部对他进行挽留,他就再递辞呈,如此反复了几次,终于得到了批准。1932年9月,父亲离开了青岛大学,回到了北京,当时叫北平。父亲离开之后,青岛大学改名山东大学。

父亲在青岛大学担任校长的时候,教务长是赵太侔先生。赵先生原来是济南戏曲学校的校长,当时济南戏曲学校有个学生叫李云鹤。赵先生到了青岛大学之后,李云鹤从济南跑到青岛来投奔赵先生。父亲当时跟赵先生住在一起,李云鹤也经常到我们家拜访。原来家中还有一张照片,是父亲姐姐还有李云鹤的合影,李云鹤站在父亲的背后。后来在文革中,父亲不敢再保存这张照片,毁掉了。当时父亲一边担任校长的职务,一边还坚持在讲台上讲课,李云鹤那时也经常去听父亲的课。新中国成立之后,李云鹤成立主席夫人,在那本《红都女皇》里,主席夫人说:当时杨振声要改我的作文,我偏不要他改。

拒绝国民党的机票 谪贬东北

1948年,是北京大学成立50周年纪念,北京大学召开了一个简单的纪念形式,我当时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也参加了这个纪念会。在那个纪念会上,国民党给父亲送来了飞往南京的飞机票,被父亲拒绝了,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先是到外地去参加土改,等参加土改回来,三反已经开始了。我知道北大开会对所谓的学阀进行批判,在所列的学阀里面有父亲的名字。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的时候,江青的权力还没有那么大,还不是猖狂的很厉害,父亲受到的迫害也不是很厉害,只是以年过花甲抱病之躯(抗战时期父亲在西南联大执教,条件艰苦,在云南叙永落下病根,1948年做了胃切除手术)被发配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1952年的长春,正处在支援抗美援朝的前线,人们吃的是硬硬的高粱米饭。而父亲的老朋友赵太侔,则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只手遮天的主席夫人说,他是自杀的。后来我听赵太侔的公子告诉我,赵先生是在文革中被人坠上大石板扔到河里而死的。

父亲到了东北之后的情况,我只是知道个大概,因为当时我在北京地质学院(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母亲也走了,父亲是一个人去的东北,一个人在那里生活。刚才说到父亲在1948年做了胃切除手术,还没有完全回复。硬硬的高粱米让他得了肠梗阻,在军医附属医院开了刀,把小肠切断了一段,缝上之后还是不通,继续梗阻。医院的医生给我打来电话,把我和哥哥叫到了长春。

医生问我们:你们看怎么办?如果再次缝合的话,还有可能梗阻,另一个办法是把小肠全部切除。

我和哥哥,两个人连基本医学知识都没有,而父亲在手术台上还开着膛等着手术,我们能怎么说?

我们哥俩泪眼相对,对医生说:你们看着办吧。

最后,医生把父亲的十二指肠直接接到了大肠上。父亲到东北人民大学的时候,东北人民大学刚刚从财经政法大学改建为综合性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的中文系就是在父亲的主持下创立的。后来我在吉林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后来改称吉林大学)的校史中看到,父亲在东北大学很受欢迎,东北人民大学对他也很好。

世道浇漓

手术之后,还是不行,大概是在1954年,姐姐把父亲回到了北京,住在协和医院。有一次父亲想到小汤山去进行疗养,我们想起了他的老朋友丁西林。

父亲在去清华当教务长之前,和丁西林、李四光等朋友们都住在北池子湾,关系都非常好。丁夫人还热心地让我去买毛线给我打毛衣,丁家的孩子跟我更是要好得玩伴,我们在一起玩,我总是无私的把我的溜冰鞋等玩具拿出来跟他共享。父亲去看病的时候,希望丁西林能够派一辆车,但是在那个年代里,真正是世道浇漓,故人情薄,丁西林最终对于我们的请求也没有反应。倒是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先生,给父亲派了一辆车,把父亲送到了疗养院。

在协和医院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想吃酸奶,我跑遍了北京,也没有找到酸奶。我回到医院,不知道怎么对他说。还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发现他的眼睛特别亮,看上去状态也不错,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把最凑到我的耳朵边上,悄悄地说:我有一个秘密,谁也没有告诉,我每天起床之后,都要把着床栏杆,连续起来蹲下几次。这对我的身体有好处。说这话的时候,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孩子一样的笑容。但是这个秘密后来被医生发现了,让他加强锻炼,他那脆弱的身体当然吃不消。

1956年3月7日,父亲走了。他住在协和医院的时候,只有他过去的学生萧乾先生常常去看望他,给他读读报纸,说说外面的形势。

故人情薄

1985年,一家出版社准备再版父亲的文集,萧乾先生建议由沈从文先生写序,但是在那篇所谓的序写完之后,几乎是一篇批判文章。沈先生连篇使用“听说杨振声如何何如”、“听说杨振声怎样怎样”,生怕父亲“牵连”到他。

萧乾先生实在看不下去,只好把那篇序拿下,由萧乾先生自己写了一篇“代序”。

其实,萧乾先生之所以建议沈从文写序,是觉得沈从文根父亲渊源匪浅:早在1926年,父亲在燕京大学兼课。沈从文当时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也没有文凭。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发现了沈从文的文学才华,建议沈从文去深造读书。在父亲的推荐下,燕京大学专门为沈从文一个人安排了一次面试,采取的是口试的办法,没想到沈从文没能回答出老师的问题,得了零分,燕京大学只好退还了他两元钱的报名费,也没有录取。父亲知道结果之后非常惋惜,他问那个主考人:“这样的学生你们都不要?”

后来父亲到青岛创办青岛大学,又把沈从文请到青岛大学担任讲师,后来到了抗战时期,父亲又力排众议,推荐沈从文到西南联大去讲文学。这中间,在1933年父亲曾经奉命编纂《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父亲不仅邀请了沈从文,而且还让他在我们家一起住。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渊源,萧乾先生才建议沈从文给父亲的文集写序。没想到竟然找错了。

在沈从文长达32卷的全集中,甚至没有提到父亲。倒是他的夫人张兆和女士,因为前些年我收集父亲的资料,她在给我寄还父亲的信件时写道:“今甫(杨振声的字)先生为人处事,从几封信中可见一斑。我一直觉得他对从文像慈父严兄一样,十分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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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民:李佩在郭永怀遇难前后的遭遇-- 李佩文革经历考

2017 年 03 月 04 日 由 华新民发表于华夏快递

李佩于2017年1月12日与世长辞。她是我五十多年前的老师,[1]她的去世让我想起了她百年人生中的很多往事。其中,有一件事长存我的心头。那就是她是怎么度过文革中那些岁月的?尤其是,怎么会受到“隔离审查”的?

◇ 李佩在郭永怀遇难时到底在哪里?

现在关于李佩的许多报道,常常用虚构的故事隐去了她受到隔离审查的经历,从而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就连官方大报《光明日报》在2015年11月26日发表的《李佩:创新者永远年轻》一文中也这么说:

“郭永怀牺牲时,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接着还说:”得知失事消息后,她没掉一滴眼泪。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回忆当时的情形:‘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2]

这段故事似乎有见证人,还有感人的情景,不由人不信。查其作者,名叫“柯学源”,显然是“科学院”的谐音,给人以代表科学院的权威印象。幸亏,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谈庆明先生在致王丹红的邮件中指出了“柯学源”先生的谬误:

“郭永怀牺牲时,李先生是在科大的‘牛棚’里受审查,不是在外地工作,也没有闻讯回京。科大的军代表不敢把实情告诉李先生,而让李先生回家去,由力学所的军代表去告诉她。”[3]

郭先生因飞机失事殉职发生在1968年12月5日,当时笔者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玉泉路的校园里,可以确切地说,在文革运动的前期,即1970年科大搬迁到安徽之前,李佩就在学校参加文革运动,没有到外地工作。谈先生的辨伪同本人的记忆是一致的,也同我问过的许多当年在科大的师生的记忆相符。

实际上,王丹红早在十多年前的经过李佩本人审阅的文章中已经明明白白写了:

“1968年12月4日,李佩在单位接到出差已经两个多月的郭永怀的电话,告知他明天就将回到北京。12月5日,李佩在家中等待丈夫的归来,……”[4]

当时李佩的单位当然就是在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尽管如此,近年媒体和网络上关于李佩的许多报道在这个问题上要么胡编乱造,要么闪烁其词,所以谈先生说:“权威传媒一再以讹传讹,遗憾!这也对不起李佩先生呀!”[3] 我想科大的师生和力学所郭先生的同事都知道李佩当时在哪里,“柯学源”先生这样的权威作者只要问一问这些人就会明白,但是偏偏还要说“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他在文末还弄巧成拙地加了一句:“王丹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 被遮蔽的真相:郭永怀因何而死

人们不免要问,明知是不实之辞,“柯学源”先生为什么还要劳神费心散布呢?恐怕只有一个解释:如果告诉人们李佩正在北京受到隔离审查的真相,不免又会牵连出另外一个真相,那就是谈庆明先生在同一封邮件里透露的:

“1968年12月5日,郭先生不是回京报告重要数据,因为关心数据的那些副院长在等着搭乘大飞机回京。郭先生没有必要回京报告。郭先生急着回京的真正原因是,要了解被关在‘牛棚’里的夫人李先生的情况。”[3]

这就把郭先生之死同李先生的遭遇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没有李佩的被隔离审查,郭永怀本来是用不着急于回京的,他本来是可以同其他同事从容地坐大飞机安全回京的。

李佩心中当然明白1968年12月5日自己在什么地方,也明白郭先生为什么要坐小飞机匆忙赶回北京。这也可以解释她为什么曾经选择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1] ——她肯定会认为是自己的案子连累了丈夫,使他死于非命。后来虽然获救,相信这种强烈的自责和内疚伴随着她的后半生。这也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坚持要把郭永怀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骨灰和郭永怀的骨灰安放在一起,因为她认为牟方东也是受她的牵连而死的。

可见,郭永怀之死同李佩在文革中受到隔离审查有极大关系。那么,李佩为什么会被科大隔离审查呢?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文革在1968年那个时期的社会“大气候”。

◇ 李佩为何被隔离审查?

粗略地说,文革的最初两年时间,其“主旋律”是打倒走资派,是“革命群众”把矛头对准各级当权派进行揭发批判斗争。这个时期,在高等学校里,像李佩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是运动的对象,他们中有些人在文革最初的一两个月中被“横扫”了一下,不过此后一段时间则还算平安无事。

但是到了1968年,各级革委会都已建立,文革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其“主旋律”开始变调,斗争的对象中加进了“叛徒”、“特务”、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分子”等等,“走资派”成了一个相对靠后的罪名。具体到大学里,运动以来一直保持低调、处于边缘的教师中就有一些人被“揪”了出来,首当其冲的是其中年长的、地位较高的教师。他们多数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有“旧社会”经历,甚至有过较高的地位,同国民党政府的高层有或多或少的来往。这些都成了需要清理的历史污点,罪名常常是:“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国民党特务”,如果有海外经历,那就逃不掉“外国特务”的罪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站有如下记载:“1968年6月24日,在支左部队领导下,校革委会作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几项规定’,学校开始‘清队’。”[5] 相信李佩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被隔离审查的。

文革中有海归经历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扣上“特务”罪名是司空见惯的事,以致可以用这样的对联来形容:“被捕出狱是叛徒,留学归国皆特务——基本如此”。李佩的遭遇也不算例外,还有一个同她的遭遇十分相似的例子,那就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研究生罗时钧先生,他在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被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文革中他本人和在同校任外语教师的妻子双双被打成“美国特务”,他妻子在审查期间自杀身亡。假如郭永怀先生不是因为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特殊任务而受到中央最高层保护的话,和罗时钧夫妇一样的命运也会落到他和李佩的头上。

不过,历史真相的探究需要有细节的实证,仅仅根据普遍的情况来推断李佩被隔离审查的原因,显然是有失严谨的。然而,严谨的考证需要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不知道李佩的文革档案资料现在是否还保留在科学院或中国科大的档案室里,即使保留,也不可能公开。至于当年参与审查她的人员,多为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成员,即使今天还在世,也无从查访。

李佩被审查的案子还有一个令许多人费解的地方。那就是,在郭永怀因公殉职后并没有解除对李佩的隔离审查,而且审查一直延续到科大搬迁合肥以后,其间还发生了她自杀未遂的事件。要知道她这时已经是烈士家属,据说周恩来很关注郭永怀牺牲的事,只要周恩来说一句话,她本来是可以免除这些苦难的。从这些迹象来看,李佩的案子不像是普通的那种“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的海归特嫌案。这些年,这个疑问一直盘旋在我的脑中,近年一个意想不到的信息给我提供了追寻的线索,得到了一点可以作为考证依据的资料。

这个线索要追溯到笔者在2010年曾经写过的一篇题为《文革中的钱学森》的文章,刊载于网刊《记忆》上。[6] 在写此文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华裔作家张纯如的钱学森传记《蚕丝》一书(英文原版 Thread of the Silkworm),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该书一段文字的内容:

张纯如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她的母亲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为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中被关进了牛棚,而且,她的母亲看来也是一位“海归”,所以还被当作美国间谍嫌疑受到审查。这位女士本人是下乡知青,1971年回到北京曾去钱学森家拜访。当她还小的时候,蒋英见到她总是笑眯眯的。但是这次见面却发现钱氏夫妇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竟然批评起她的家庭。钱学森冷冷地告诉她说,她母亲的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还教训她应该回到农村去。受到这样的冷遇,从此这位女士再也没有同钱家来往过。

当时阅读这段文字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曾猜想这位隐名女士的母亲是谁呢?会不会是就是李佩?但是我知道李佩是钱学森的老朋友,然而不能算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此不敢断言,成为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疑问。2015年,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的科学史教授、友人王作跃看了我的文章后告诉我,他看过张纯如的一些遗稿,其中有她为撰写《蚕丝》所作的采访笔记,我在文中所引用的那段文字,正是源于李佩的女儿郭芹对张纯如的诉说。这才使我意识到自己的误读:张纯如在书中把这位隐名的女士称作 “the protégé’s daughter”(老部下的女儿),实际上已经泄露了郭芹的身份——钱学森的部下(protégé)郭永怀的女儿,然而因为此书只提到此女士和她的母亲,我误以为这位 “部下”所指的是她的母亲,从而不敢断定她们母女的真实身份。(作者注:严格说,protégé 一词是门生、部属或受保护者的意思,张纯如用此词来叙述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关系不够恰当。)

王作跃教授传给我的有关笔记里有一段郭芹跟张纯如的对话:

张:你妈妈遇到麻烦了?

郭:是的。说来话长,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当了邮电部长。他是得到周恩来总理保护的。但是江青恨他——江青把很多她恨的人送进了监狱。我不清楚他是否还活着,但是知道他姓朱。我妈妈当时被蒙在鼓里,但钱夫人却教训我,我觉得无法理解,我以为她们是好朋友啊!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他们是很忠诚的共产党员。

文革以后,我妈妈和钱家竟又成了好朋友。

综合上面张纯如在书中公开透露的郭芹访谈以及这段没有公开过的笔记,我有以下几点解读:

1、李佩是因为受到邮电部长朱学范案子的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相比起来,“海归特嫌”并不是主要原因。没有中国大陆生活经验的张纯如不懂中国政治审查中“社会关系”的含义,所以在文中笼统地理解成是“朋友”。

2、钱学森夫妇知道朱学范是江青仇恨的人,他们大概也听说了李佩历史上确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相信李佩案的严重性,从而在郭芹面前批评李佩“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加上钱学森本人因为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遇到了麻烦,1971年正是他在政治上处于低谷,因而特别谨慎小心的时期。[6]

3、李佩案的上述内情和性质是钱学森夫妇通过某种渠道得知的。他们将其告诉郭芹,是希望她心里有底,跟母亲划清界限,目的是为了帮助亡友郭永怀的女儿,让她远离迫害。有理由相信,在郭永怀殉职后,他们出于关心,曾经向有关方面询问过能否解除对李佩审查——毕竟,李佩是烈士家属——而有关方面向他们透露了李佩的案情,使得他们知难而退。

4、郭芹无法接受钱氏夫妇在自己面前如此严厉地说母亲的坏话,误解了他们的良苦用心,以为是对她自己的冷淡。她对于文革后母亲同钱氏夫妇重归于好似乎也无法理解。说明郭芹的天真,对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人情世故缺乏认识。

以上解读和推测得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影集《佩瑜怀瑾·纨质蕙心——李佩先生的世纪生涯》的印证。这本影集是2016年10月,即李佩逝世前三个月出版的。它的编委都是郭永怀和李佩生前的同事或学生,他们笔下的李佩的经历——尤其是文革十年的经历——比那些权威媒体和“柯学源”先生要准确得多。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影集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李佩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经历。主编郑哲敏院士在序中说:“‘文化大革命’中,她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隔离审查,遭受人身和精神上的莫大侮辱和折磨,时间有6年多。”[7] 该书第86页记载了李佩在科大的文革期间所遭遇的劫难:

随着运动的发展,被审查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尽管郭永怀因为承担着核试验和重大国防科研的任务而受到特殊保护,但李佩还是没能幸免。1968年,全国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李佩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劳动协会的工作及美国留学的经历而被诬陷为“特务”,受到单位造反派的迫害,被送到劳改队接受审查、劳动。[7]

这里显示了李佩之所以受到审查,大环境是由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首要原因是她“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劳动协会的工作”。而“中国劳动协会”正是在朱学范领导下的工会组织。

据王丹红向李佩本人了解,李佩在1941年大学毕业后直到1947年初赴美留学,一直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其间朱学范是该协会理事长,1945年,李佩曾随朱学范率领的代表团出国参加过世界工联的会议。[8]

而朱学范在文革中是邮电部的“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的主犯。查网络上的秦城监狱记录,朱学范是在1968年8月23日被秦城监狱收押的,这个时间大体上同李佩在科大受到隔离审查的时间相符。所以钱学森夫妇对郭芹说李佩的麻烦源于她跟朱学范历史上的关系,不是他们的猜想,而很可能是来自高层的权威信息。

2、影集也如实透露了郭永怀之死跟李佩受到审查之间的关系:

10月3日郭永怀离京去青海基地。(86页)……郭永怀离开北京后一直担心李佩的处境。1968年12月5日,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郭永怀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到达北京机场400米上空时,突然失事。(88页)[7]

可见,郭永怀是在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而不是跟其他领导人那样等试验完成后再回北京,并不是如“柯学源”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回北京报告一组重要试验数据”[2]。而是因为李佩的处境让他牵挂,希望早日回到北京对李佩有所帮助。

3、影集还记录了对李佩的审查一直持续了8年之久:即使在郭永怀遇难后,她的处境也没有得到改善,在隔离审查中跟着学校搬迁。该书第92页记载,1975年,当时的中科院科研组长郁文到合肥等离子体研究所视察,所长邱励俭(曾是郭永怀的学术助手)前一天把李佩接到所里,安排李佩同郁文一起吃饭,据李佩回忆:

“郁文看见我很吃惊,问我为什么还在合肥。当他得知我在科大受审查还没有结论后,马上说‘这不对头,你该回北京去,我这次回北京之后就和李昌汇报一下,把你调回北京。’” [7]

但是,当年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得主持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和李昌都失去了权力,李佩的案子又拖延下来。直到1976年秋,她才离开合肥回到北京。

需要指出的美中不足之处是,影集86页文中所说的李佩受到“造反派的迫害”,并不符合事实。1968年7月末,毛泽东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全国从此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期,运动前期叱咤风云的造反派退出舞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站有如下记载:

“1968年8月9日,解放军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多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学校‘斗、批、改’。8月20日,第二批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学校。”“8月23日,……经过工宣队、军宣队做工作,本校两大派群众组织延安公社、东方红公社于是日相继宣布解散。”[5]

所以,到1968年8月下旬,科大跟全国所有的上层建筑单位一样,权力已经掌握在进驻学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手里,革委会中即使还有一些造反派代表,也要听命于军宣队和工宣队。科大此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是在北京和安徽的军宣队、工宣队先后领导下进行的,李佩的施害者是谁?不言而喻。

◇ 朱学范是谁?

那么朱学范是什么人呢?现在的年轻人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年轻时在上海邮政局工作,在那里开始从事工人运动。那个时候笔者的外祖父恰好也在上海邮政局当邮差,记得我母亲和姨妈有一次议论到朱学范时说,一向本份的外祖父称其为“小偷乱”——上海话里指那种不安分守己、 办事不牢靠、喜欢添乱的年轻人。

互联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朱学范从邮政局的工人运动起家,后来在邮务工会、上海市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等工会组织里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工会组织都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组织,他本人也是国民党员,多次代表国民政府和中国的劳工组织出席国际会议,被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正式理事,做到世界工联副主席。朱学范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斗争中,站到了反蒋阵营一边,参加创建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使他成为重要的统战对象,在1949年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邮电部长,而且安然度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文革中的1967年8月,邮电部实行军管,他才被停止了部长职务。一年后,他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特务集团头子”,投进秦城监狱,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抓捕后才获得平反。

朱学范在文革中遭到冲击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是不是像钱学森夫妇对郭芹说的那样,是因为江青恨他,很难确证。了解邮电系统、邮电学院文革的人或许能够对此问题作出更确切的回答。

从表面上看,江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演艺事业,与朱学范成为上海工会组织和帮会势力的头面人物,两者时间上正好重合。我们知道,江青对于所有知道她那一段历史的人都心存忌恨,所以钱学森夫妇的话大概是有来头的。如果这真是朱学范案的深层原因,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周恩来没有出面替受到朱学范案牵连的李佩开脱——文革中凡是背后有江青主导的案件,周恩来都会保持距离,哪怕他自己的兄弟和养女孙维世身陷囹圄也没有出手相救。李佩为什么在成为烈士家属后还不能解脱,而且还要随着学校南迁继续接受隔离审查?为什么她的案子久拖不下结论,到后来竟然无人过问?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由此可以得到部分解释。

当然,朱学范被捕入狱即便有江青介入的深层原因,也是不会明说的,表面上一定是拿他在民国时期的经历说事,而他的这段历史确实有许多很容易抓的把柄。他当年领导的工会组织,并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倒是与黑社会有很多关系,在共产党掌权后,这类工会通常都结束或取缔了。尤其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的捕杀,朱学范却在1928年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并且投靠到杜月笙的门下,成为上海滩青帮中的重要角色。据他自己在《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一文中回忆,每当发生工人罢工、劳资纠纷中难以处理的问题时,时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的他就会去请杜月笙出面调解。这样的历史问题到了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是很现成的反革命罪名。

毛泽东在1968年春季发表了关于文革的新的提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朱学范这样经历的人成为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靶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朱学范成为国民党特务集团头子进了秦城,殃及当过他助手的李佩。李佩被隔离审查,牵动了远在核试验基地的郭永怀。郭永怀急于回京替妻子解脱,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一位世界一流的中国科学家的非正常死亡,发生在文革“主旋律”变调的时期。理解了其中的关系,不免让人感叹:“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文革没有迫害郭永怀,郭永怀却因文革而死。

注释:

[1] 华新民:《哀悼李佩老师——我的个人记忆》,《华夏文摘》网,2017年2月8日。
[2] 柯学源:《李佩:创新者永远年轻》,《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6日
[3] 王丹红:《48年前“两弹一星元勋”飞机失事前后》,《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2016年1月24日
[4] 王丹红:《李佩:在平淡中传奇》,《科学时报》,2003年4月8日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址:http://arch.ustc.edu.cn/memorabilia.htm
[6] 华新民:《文革中的钱学森》,网刊《记忆》第43期,2010年2月27日
[7] 《佩瑜怀瑾·纨质蕙心——李佩先生的世纪生涯》,郑哲敏主编,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8] 王丹红:《李佩的青春之歌:家事国事天下事》,《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2016年3月8日

□ 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1702d, 2017-02-21
□ 首发《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 2017-02-12, 网址:http://chuansong.me/n/1561892951013

黄方毅:心中的两个周恩来

——周恩来去逝40周年祭日思
黄方毅(黄炎培子)
今为周恩来祭日,40年前周逝时我痛心无比,向有关部门要求送別他却被阻,只好冒着大雪到北京医院门口默黙地站立,回忆着储存在我心中的好总理形像,又含着热泪到长安街旁,挤在几十万市民中目送载他的灵车驶向八宝山。
我三五岁时就对周很有印像了,那时他隔一段时间就来我家,与我父黄炎培促膝交谈,母姚维钧也时有参加。那时五十岁左右的周十分帅气,肤色白里透红,两鬓刮得发青,神采奕奕,光彩照人,而且眼光真纯,胳膊时而有力挥动,时而曲静,全身都散发着诱人的魅力,我看他都看呆了。每次与父谈完工作,周都极有人情味地要对父母说去看看孩子们,于是父母赶快叫出两个姐姐当当、丁丁和我,和总理寒喧一会儿,弟弟冈冈那时还小。
与周相见的几个有意思的镜头留在心上。
有一次周来商洽父母去上海,做稳定沪上人心工作,谈完走出来,看到在院子里在玩耍的我们,立刻张口叫着我们的小名:“当当,丁丁,方方!”,我们围上去齐声叫着“周伯伯,周伯伯!” 周那次动情地拉着我们的手,对我们说:“我沒有孩子,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孩子,现在爸爸妈妈要去上海工作一段,你们在家好好的,我有功夫就来看你们!你们有事就来找我,我会对你们管到底的!” 父母走后,有一天在政务院机关亊务管理局工作的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张蔓云提着糖果来到我家,说周总理让她来看望我们,当时张也就四十余岁,穿着一身灰色咔叽布制服,显得挺精干。
还有一次,淘气的我正在爬树,我家北京宣内大街安儿胡同院子里有颗老海棠树,每入秋天,果实累累,我常常爬上去摘,那天恰总理未先通报便来我家,径直走到里院,看见树上的我,便站住了,父母闻声走出房间,与总理一起翘首望着树上的我,我从树上往下看,总理两只胳膊交叉抱胸,再三说:“方方,小心!方方,小心!”却未责备我一句,弄得父母也不太好意思骂我,我下到地上,向周总理深深地鞠了一躬,父母当着总理面也只好狠狠地瞪了我两眼。那天在父亲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我小学同学瞿安廉的母亲马阿姨也在场,几十年后还回忆起这段往事。
五十年代中期后周来我家次数减少了,在北戴河我见过他几次。他最后一次来我家大约是64年夏天的晩上,周恩来偕邓颖超一齐到来。周那晚着白府绸衬衫,灰西服裤,脚上一双黄皮凉鞋,手腕上带着白皮表带的国产上海手表。周先和父亲在客厅谈话,母亲拉邓阿姨的手来里院参观,当时姐弟都已住校,孩子里只我在家,正伏在书桌上写作业,暮地见我妈和邓阿姨进来,我惊奇起身,向邓问好。稍许寒喧后母亲说:“周伯伯来了,还不去问候一下!” 于是我赶紧跑去客厅,见周总理与父亲坐在屋角的两只小沙发上,头靠头,脸挨脸,在低声细语。见我进去总理望着我说:“一晃都这么大了,读高中了吧?” 我答高二了,仍笔直地站在那里,总理没再问我什么,也没再说什么,只是凝视着我,他在看我,我也盯着他看,看着那张我自小敬仰和熟悉的脸厐,居然凝视有几十秒,后来父亲终不耐烦了,挥挥手示意我走开,我向总理鞠躬走出客厅。50年前总理最后一次来我家的场景,尤其是那场几十秒的凝视,令我后来不时想起。
最后一次近距离见总理是1965年12月21日凌晨父亲去逝后,当日上午周恩来便来到医院,母亲当时巳给父亲換上了他已穿了多年的黑尼制服,领口袖口都已磨旧,周见到后对母亲说:“黄老一生操劳国事,让他穿身新衣服走吧!” 于是让人赶快购来新制服,给父亲換上。下午周恩来与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等人来到北京医院向父告别。几天后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周早早就来到中山堂大殿,殿里无取暧设备,寒冬腊月,极其寒冷,六十多岁的他却只着灰色中山装,走来走去,在那儿张罗,一会迎朱老总,一会接邓小平,我一直仔细盯着二、三十米外的周,直到哀乐声起,众人向父骨灰三躹躬,尔后走来与我们家属一一握手,周与我握手时看着我,用他特有的南方口吻对我说;“好好学习!”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文革中68年初,母亲不甘造反派屈辱,以死抗争。69年在大连的我五兄自杀,女儿失踪,五嫂到京城上访找到总理办公室,总理派联络员去找,但未果。70年代初,我在外贸学院受审查挨整后被发配到太行山,73年秋,走投无路的我向周恩来写去求援信。当时我哪里知道他已患癌症,且正因对美谈判中被斥为“投降主义”而挨批。这一处境下的周恩来居然对我的信做出反馈,安排孙晓村(90年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处理此事。74年春节前后孙来到西便门我家,说周总理收到我的信,总理记得我,很是关心,要了解一下情况,可考虑安排我回北京。恰此时我已刚刚接到北京燕山石化厂的调函,于是我如实告孙,孙说我即向总理写报告汇报,我请孙代感谢总理。当时我无比感激他,心中常浮现他的形像,尤其64年与他对视的场景。
一晃几十年过去,过去不为人知的许多史料逐一爆光。外边先不讲,就我家经历的许多往事也才披露真相。原来从父亲到我们一直以为,我家只有三哥黄万里、四哥黄大能两位兄长是右派,后来才渐知道并非如此,不是二个而是七个,不仅三哥、四哥,而且五哥、大姐、四姐、四姐夫、二姐的大儿子七人被打成右派,二姐因信教被定为“反革命”。就连我自己,中学未能入团也系上边下来不准的指令。而我能考入外贸学院,据说还是周恩来发了话;“方方要学外贸,好事么!” 否则大学也像共青团一样对我紧闭大门。而这些说到底,都是冲我父亲而来,他长年为民请命。我因父而得福,也因父而受禍。
经文革、改革,走向老年的我们也日渐成熟,对过去,对历史更趋清醒,更加冷静。最近看到流传的史料,周恩来曾对刘少奇下过极其凶狠的批示,又亲批示抓捕自己的养女孙维世,近年又闻三年大饥荒后周下令消毁死亡人数统计等,类似史料纷紛抖出,使我接触到历史的另一侧面,心中出现了另一个周,与自小心中形成的截然不同的叧一个周。我也常问自己,到底哪个周是真?哪个周是假?哪个周更接近真实?哪个周是违心做作?心中常在疑惑。或者两个都是真实的周,是周的双重甚至多重性格之体现。这或许才是真实的历史,真实但又扭曲了的个性。这或许也是时代的局限,历史的悲哀。说到底,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伟人,也终逃脱不了体制的朿缚,制度的桎梏。对个人的历史评价是必要的,但对制度的反思与认识,则是更为重要与迫切。
随着阅历积累,我对五十年前周对我的凝视一事也有了更多的想像空间。那盯着我的几十秒中,总理是否想起解放前夕阻拦国民党运走黄金而被杀害的我二哥?是否想起反对修建三门峽而被打成右派的三哥黄万里?也是否在那几十秒瞬间对父亲这一他几十年的老友有些许的欠疚?也是否想对眼前这一被他看着长大他曾唤作过“我的孩子”的我施以关怀(一年后发话允我上大学)?当然这些今日的猜想,如同对林彪9.13事件后周曾号陶大哭一样, 永远地无解。但无论如何,也包括我个人在内,对周恩来的正面评价和好感,要远远大于对他的负面非议,尤拿今日的高官做参照,比起那些坐拥几亿,几十亿的贪官们,沒有子女,沒有财产,甚至沒有坟墓的他,不知是高尚了多少!从这一角度,我怀念他,中国的大多数人们也永远怀念他!
2016年1月8日

何三畏:没有周恩来就没有新中国

何三畏
个人微博 言责自负
2017-01-09 00:32
中国人盼望英明君主和贤良宰相的愿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身上实现了。但周恩来一生处于功高震主的巨大风险和无比荣耀之中
1976年成为中国进入新时期的拐点的真正的迹象,并不是下半年的9月9日毛泽东去世,而是第一个月就出现了。1月8日,即四十一年前的今天,周恩来去世。周恩来的去世为后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事件定下了基调。周恩来去让筋疲力尽的中国人产生了大厦将倾的危机和悲情。“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呼天抢地的恸哭场面,在正常人的情感中,应该只有地球被外星撞击了最后时刻才有的惊恐和悲痛。这必定是永远的绝唱。
让我们回到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这一年成为新时期的前夜和历史的拐点,主要因为四件事情,一是周恩来去世,二是四五件事,三是毛泽东去世,四是毛泽东遗下的政权在顶端翻盘。前两件均属于周,它们和第三件一起,构成第四件——决定中国未来的重大转折——的基础和前提。
当时,四五事件称为反革命事件,广场上留下了血迹。它对正在懵懂之中上初中的笔者产生了最初的政治冲击,我把那一天的报纸藏了一张在家里,想等到以回看,结果没等到多久,与周恩来共同开始革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掌权,四五事件重新定性:人民群众缅怀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为。
到周恩来去世之时,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行二十七年,文革已经到强弩之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后的官方用语),民生艰难,青年对个人和国家的前途感到苦闷、迷茫和绝望。周恩来去世三个月以来,“圣人已逝,国将不国”的情绪越来越迷漫、聚集,4月5日是周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这是传统的祭祖吊亲的传统节日,人们选择了这个时机来发泄强烈的悲情和危机感。
以悼念业已圣人化的周恩来的名义,很方便搭载长期被压抑的民间呼声。周恩来无子嗣,无墓碑,撒骨灰,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留给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格式用语,到了周恩来名下,人们打心眼里当真,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
人们相信周恩来曾经“挽狂澜于既倒”,“最大限度地减少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这令“五人帮”很不安。广场上出现了“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诗句。这首现在看来反动透顶的诗在后来的特殊形势下一度获得官方表彰。但当时,健康已然恶化、八个月后即将去世的毛泽东得报,很是震惊。周恩来去矣,邓小平代替周氏接受了惩罚。
跟毛泽东和他的大多数革命战友出身于农民不一样,周恩来出生于士族家庭。周恩来生就一副殷勤侍主的宰相人格。跟鲁迅小时候在家道中衰的际遇中形成了阴郁冷峻的性格不同,周恩来在败落的家庭中养成了周到细致的性格。他从小和母亲一起照顾家庭,包括亲人和亲戚的生日,什么时候该送礼,他都得记住。看起来这样的训练对他日后的总理生涯非常受用。女人堆里的成长又使他显得温柔而体贴。
但革命家的意志和才干,也就在长相英俊而又谨小慎为的周恩来身上形成了。他年轻时候就表现出胜人一筹的革命策略。南开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失败,回到天津想升南开大学而不得,这之后,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一本钦定的周恩来传记中记载,当他听到去北京抗议政府的学生遭拘捕的消息,他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慌张,他说,这是好事,这会让我们更加团结!
现在常常有人提到周恩来等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这实在是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在法国大多没有去学校注过册,也基本上没有做过工,而是在那里学习革命,并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周恩来在欧洲接触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这对他此后的全部革命事业十分重要。他创建了欧洲中国少年共产党,他们的党龄从此开始计算,因此可以说周恩来独立地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怀揣共产国际的革命“锦囊”,不满26岁的周恩来回国就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旅法的兄弟,黄埔的“学生”,成为周恩来后来的革命事业的基本盘,这是毛泽东也无法动摇的。
文革后广为流播一个说法,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大量的革命老干部。从法国和黄埔走过来的兄弟们对周恩来忠心耿耿说一不二。但即便如此,所有逮捕这些革命伙伴的命令,都是他亲自签发的,毛不亲手干这样的事情。刘少奇不出于周的麾下,当毛泽东把刘少奇捧为二把手时,周甘当三把手。当毛泽东要抛弃刘少奇时,周亲自主持起草了置刘于死地的现在看来是不能再黑的黑材料,称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简称“刘贼”。
在任何时候,尤其是文革中,周恩来一如既往地最忠实地贯彻了毛泽东思想。他总理了国务,也总理了文革。包括劳教少年薄熙来等老革命的儿子,以及郭沫若和张东荪等人的儿子们因为组织读书兴趣小组而劳教的“琐事”,都得他亲历亲为。
作为一个天才的革命家,周恩来在二十岁出头就把选择情侣和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具体思路是,太漂亮的妻子可能会令自己丧失革命意志,于是要选择不那么漂亮的。听说历史上的诸葛亮是这样,我一直不太相信,因为我觉得美丽比革命重要,除非革命是追求丑陋。但周恩来却说过,他就是这样选择邓颖超的。列宁曾经说,美妙的音乐可能让革命家丧失意志,我也不敢相信,但对照周恩来的爱情观,列宁所说可能不虚。
只有一开始就天才地懂得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杰出人才,才能成为革命领袖。凡是把革命想像成“绘画绣花”似的玫瑰色的革命文青,都早早地被淘汰出局了。得到共产国际指引的周恩来比国民政府更早地建立和完善了以暗杀为手段的秘密队伍,处理顾顺章家庭灭门案时,三十出头的周恩来老练而沉着。这一切对革命成功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同样是这个周恩来,却以细致的照顾革命同志为乐事,并且经常为革命事业的起伏而挥泪。1949年以后这样的感人场面发生过多次。但我以为,还是抗战结束后,在南京的一次最为感人。当时,11位民主党派人士起草了一份和平倡议书(倡议两党放息火,共同建国),手书三份,分别呈周恩来、蒋介石和美国代表。周的一份由梁漱溟送达。周一看,当即哭了,并边哭边数罗梁不够意思,弄得梁不知所措,直到梁答应努力追回另外两份。
有人从周恩来的择偶观和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推测周恩来同志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同志。但这只能悬疑。周恩来可能是一个同志,但不会绝对。罗瑞卿的儿子罗宇的回忆录中写道,直到文革前夕,邓颖超还叫他妈妈帮周恩来介绍女朋友(邓颖超的出发点是想延续周恩来的基因)。至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爱,可以解释为周不喜出人头第的谨慎个性,加上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周恩来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他也事实上长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最高军事领导。但他却诚心诚意地向毛泽东让权,自己甘为毛后。重庆谈判时,毛的安危是有保障的,但周恩来还是坚持为毛的饮食试毒,在毛吃之前先吃一口。这等于是向毛预演了日后的君臣关系。革命成功后,周惟毛马首是瞻,以毛的爱好为爱好,以毛的是非为是非,毛要他取谁一条命,他绝不只取半条。为了维护毛,他甚至对中央委员讲,“讲政治就是搞好和江青的关系”。凡此种种,都被国人认为是忠臣良相的本分。
如果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也可以说没有周恩来,就不能成就毛泽东。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说没有周恩来就没有新中国。这包括两重意义,首先是新中国的建立,如果没有周恩来,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贯彻,如果不是周恩来,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人盼望英明君主和贤良宰相的愿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身上实现了。但周恩来一生处于功高震主的巨大风险和无比荣耀之中。他非常有有自知之明。除了小心维护他的美誉,他一直战战兢兢地缩小自己和毛泽东的光圈的比例。在他的革命事业正值顶峰的时候,他就在考虑自己的后事。他的父亲埋骨重庆,他早就叫有关方面把坟墓平掉。他自己不留骨灰,并且留下遗嘱,他祖籍地的祖坟也要挖掉。
周恩来九泉之下应该放心。他所获得的哀荣超过了毛。他家的祖坟安全无虞。他去世后,产生了若干首动人心魄的颂歌,由中国最知名的老一辈歌唱家演唱,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出版的纪念册不计其数,纪录片不断重复播放,以他的革命形象为题材的电影会获得真正的票房而不是有关部门掏钱买票动员人们去看。
周恩来的神圣而完全的人格延续到新世纪。当官场腐败日常化以后,有人认为这是对周总理的背叛,在周恩来的祖籍地,曾经要求入党和升职的干部面对周的头像起誓。前几年,尽管周恩来已经逐步走下圣坛,但中央文史部门钦定的《周思来传》,仍为他的出生安装了“神迹”:当婴儿周恩来的生辰八字报到病入膏肓的外祖父床前,老人家听后,掰着指头算了算,欣慰地说道,小子大才!然后,微笑着闭眼离开了人世。(20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