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祭顾准

2017-12-04柴静 近现代史研究通讯

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云,上海人,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柴静:祭顾准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1.

一九五二年,三十七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二月二十九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十二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2.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像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一九五五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取得像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3.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一九五六年四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四年。”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七月三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一九六四年,他翻译熊彼特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4.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一九六〇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一九五九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一九五六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莎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这句话像刺一样扎了我一下。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一九六〇年一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一九五九年秋冬,例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5.

一九六〇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起,到一九六八年八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一九六八年八月监管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顾准的读书卡片。

6.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顾准《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部分手稿,原为与陈敏之的通信。

7.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他被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她让顾用自己的四十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一九六六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一九六九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五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一九七四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十二月三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顾准一家。摄于1958年的北京。

8.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但是他克服了。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像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像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理由狂妄,也没有理由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像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转自理想国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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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记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时的陈云

原标题:时任中原标题: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 RFA 2017-05-15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笔者在本专栏的《为扼杀经济特区陈云曾借口打击经济犯罪下令抓人、杀人》一文刊出后,在美国的其他中文网站以《陈云下令抓人杀人 邓小平终于撕破脸》为题转载,有一位网友跟贴说:“陈云主要是从国家投资能力来考虑的,也防止地方乘机营私舞弊、侵吞公款。当时国家财力有限。”言下之意,似乎是要说明陈云当时至少是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是他找借口对项南疯狂打击报复的行为实在是没法用“出了公心”四个字来解释。 项南先生去世后不久,境外媒体曾刊有文章分析说当年项南的下台原因毫无疑问是党内保守派暗中打击胡耀邦团派人马的重要组织动作之一。就如同王兆国早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一九八六年四月即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一样,项南则是在王兆国去职前一个月下台的。而项南被迫下台的真正原因,又同王兆国下台的原因有直接的联系。 当时,身为中办主任的王兆国可谓权倾一时,要想利用职权搞点小小的个人腐败,不但是易如反掌,而且完全可以借口是“工作需要”。但王兆国偏偏要每天骑自行车上班。除了自己做“廉洁秀”,王兆国还在胡耀邦的指使下,打着“制度改革”的旗号,积极准备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特殊物质待遇进行相应调整,比如公车配给制度从严掌握、取消生活用品“特供”制度、关闭在社会上影响极坏的“特供商店”等等。因此而惹火了一大批中共元老。连当时积极倡导干部制度改革的邓小平都觉得“多此一举”。 本来,邓小平劝说党内元老离开领导岗位就已经搞得怨声载道,所以邓小平嘴上不明白说出来,心底里的想法无疑是要对这些老干部采取“赎买”的政策,用比在位者更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劝退老干部的交换条件。总之当时邓小平的意思是“卸磨”但不要“杀驴”。而王兆国配合胡耀邦意图推动的“制度改革”无疑有“杀驴”之嫌。这一来,陈云等人压迫胡耀邦将中办主任换将,邓小平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只能表示同意。 同样原因,当时在福建省执政的项南也是因为反对中央领导人享受“特供”而得罪了陈云。 笔者当年在美国接待胡绩伟先生,一次请胡老先生和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王若水夫妇到家里作客,曾任中纪委委员的王若水席间谈起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期间自己并不廉洁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在给汪东兴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后,自己的所做所为更为过份。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於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里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後,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是,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後,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於党的形象不利,於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仆”、“严於律己”著称於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大,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一、二把手。于此同时,由陈云亲自委派的中纪委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口当地出现当地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利用各种手段行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行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立刻被一些敏感人士诱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 共产党中央的纪委要处理下面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问题,无论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至多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在有了处理结果後,或是内部通报;或是把处理结果在党报上公布。而在对某一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下面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後。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声势,为籍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行舆论上的铺垫。 当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於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胡平等人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於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於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於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后续的内容,下篇文章再继续介绍。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 RFA 2017-05-15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笔者在本专栏的《为扼杀经济特区陈云曾借口打击经济犯罪下令抓人、杀人》一文刊出后,在美国的其他中文网站以《陈云下令抓人杀人 邓小平终于撕破脸》为题转载,有一位网友跟贴说:“陈云主要是从国家投资能力来考虑的,也防止地方乘机营私舞弊、侵吞公款。当时国家财力有限。”言下之意,似乎是要说明陈云当时至少是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是他找借口对项南疯狂打击报复的行为实在是没法用“出了公心”四个字来解释。 项南先生去世后不久,境外媒体曾刊有文章分析说当年项南的下台原因毫无疑问是党内保守派暗中打击胡耀邦团派人马的重要组织动作之一。就如同王兆国早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一九八六年四月即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一样,项南则是在王兆国去职前一个月下台的。而项南被迫下台的真正原因,又同王兆国下台的原因有直接的联系。 当时,身为中办主任的王兆国可谓权倾一时,要想利用职权搞点小小的个人腐败,不但是易如反掌,而且完全可以借口是“工作需要”。但王兆国偏偏要每天骑自行车上班。除了自己做“廉洁秀”,王兆国还在胡耀邦的指使下,打着“制度改革”的旗号,积极准备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特殊物质待遇进行相应调整,比如公车配给制度从严掌握、取消生活用品“特供”制度、关闭在社会上影响极坏的“特供商店”等等。因此而惹火了一大批中共元老。连当时积极倡导干部制度改革的邓小平都觉得“多此一举”。 本来,邓小平劝说党内元老离开领导岗位就已经搞得怨声载道,所以邓小平嘴上不明白说出来,心底里的想法无疑是要对这些老干部采取“赎买”的政策,用比在位者更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劝退老干部的交换条件。总之当时邓小平的意思是“卸磨”但不要“杀驴”。而王兆国配合胡耀邦意图推动的“制度改革”无疑有“杀驴”之嫌。这一来,陈云等人压迫胡耀邦将中办主任换将,邓小平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只能表示同意。 同样原因,当时在福建省执政的项南也是因为反对中央领导人享受“特供”而得罪了陈云。 笔者当年在美国接待胡绩伟先生,一次请胡老先生和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王若水夫妇到家里作客,曾任中纪委委员的王若水席间谈起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期间自己并不廉洁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在给汪东兴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后,自己的所做所为更为过份。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於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里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後,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是,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後,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於党的形象不利,於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仆”、“严於律己”著称於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大,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一、二把手。于此同时,由陈云亲自委派的中纪委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口当地出现当地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利用各种手段行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行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立刻被一些敏感人士诱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 共产党中央的纪委要处理下面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问题,无论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至多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在有了处理结果後,或是内部通报;或是把处理结果在党报上公布。而在对某一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下面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後。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声势,为籍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行舆论上的铺垫。 当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於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胡平等人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於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於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於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后续的内容,下篇文章再继续介绍。

高新谈项南:有此一说…

高新:有此一说:习近平因项南十四大未进候补中委
rfa2017-05-17

项南(百度百科)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中已经介绍到了一九八五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於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於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於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
当时的那次以新老交替为主要目的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前夜召开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重要人事事项之一,就是根据习仲勋、谷牧和姚依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当时的谷牧和姚依林都是因为在国务院有行政职务,一个是国务委员,一个是副总理,从当时“党政分开”的角度,他们不再留任专职的党务机构中央书记处书记是正常的,但当时的习仲勋是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其具体的责、权都是体现在书记处书记上,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同时又没有的任何行政职务,只剩一个空头政治局委员头衔,很有点象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的杨白冰。

转眼到了一九八六年,当年三月,在陈云亲自下集令革除项南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同时,陈云等人又逼迫当时胡耀邦在省级地方党委的另外一位忠实追随者,当时的改革派大将之一周惠提前交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周惠当时虽然表面上没有处分,但也和项南的待遇一样,直接回家赋闲,而且不按照“惯例”安排他为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

总之,当时陈云下手的一批政治打手已经开始对胡耀邦派系的人马发起进攻,中央里面的攻击对象是时任中办主任兼中直机关工委书记王兆国。这很有点象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的“清群侧”。

考虑到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胡平与项南的关系密切,刚刚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职务不久的贾庆林又是项南点的将,当时的陈云等人坚持不同意从时任省委班子中为项南选择替身。之所以将时任甘肃省长陈光毅调去,一是因为陈云爱将、在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便对陈光毅大力提拔的宋平起了作用;二是因为陈光毅和项南一样,原籍是福建。

项南被迫下台後,以“戴罪之身”回到北京,时常到胡耀邦家里发发政治牢骚。八个月后,胡耀邦也中箭落马,两人反而完全没了顾忌。直到胡耀邦去世之前,到他门上走动就多的便是项南。

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中共十三大时,已经在家赋闲一年半之久的项南被安排为中顾委委员。但项南对此根本不领情,因为邓小平最为痛恨的汪东兴都是中顾委委员。不过,项南担任这届中顾委委员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至少在反对理论左根邓力群的问题上,投上了自己关键的一票。

当时邓力群在十三大中委选举中被差额出局的事情已不是什么新闻。至今显为人知的是中顾委内的一批被左派们指责为“党内自由化分子”的人成功阻止了邓力群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邓力群在中委选举中被差额下来之後,赵紫阳於当夜主持政治局会议商量对策,及时征得邓小平同意,转而安排他担任中顾委常委。按照党内选举程序,中顾委委员由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当选後的全体中顾委委员再按照“候选人名单”来“选举”中顾委员常委。

由於的党代表们眼见邓力群已经被从中央委员中差额出去,几乎无人再想到继续与他为难。更何况中顾委委员的“选举”是采取等额方式,只要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而令中共高层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新当选的中顾委委员们居然不买邓力群的账。

说来实在是很有讽剌意味,那就是当时在中共十三大上首任和继任中顾委委员者中,有那么一群党内自由化分子,除了项南、前文提到的李昌,周惠,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任仲夷等。正是这批人在中顾委会议上起了难得的游说作用,导致中顾委常候选人名单上的邓力群居然就得票不过半数。

邓力群愤恨之余,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指斥中央顾问委员中“怎么会有一个右派俱乐部?”而项南就是这个“右派俱乐部”里最活跃的组织成员之一。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是项南生前最喜欢引用的诗句。他猝然去世后,福建地方的许多县份都为他送去了家乡的鲜花,家里设置的灵堂里一度摆放了四百多个完全用鲜花纺织而成的花圈、花篮。不过,如此隆重的悼念并非官方预先设定的规格,只是因为江泽民、李岚清、贾庆林,乃至乔石都曾经是项南的下级部属;更因为李鹏等人惧於项南在中共党内的实际威望,这才令项南得以哀荣倍至。

在福建长汀河田,民众在千年闽王庙旁建了一个项公祠,里面立着项南的塑像,以此来怀念项南。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悼念陈云和日后悼念项南的过程中,均出现了“两袖清风”四个字,实在是对共产党政权莫大的讽剌。

项南出身中共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跟习仲勋在西北两度共事。习仲勋赞誉项家“满门忠烈”。项与年去世后,习仲勋为其写了长篇墓志铭。所以当年的项南调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去厦门任职,也是人之常情。后来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到福建是“来尝试对改革、对开放的实践”。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项南向到厦门视察的邓小平提出在厦门建立自由港得到恩准。习近平到任后,随即主持自由港的调研工作,并为厦门制定出全国最早的一份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1992年,离开福建宁德地委书记岗位的习近平将在闽东工作两年的讲话、文章结集出版,全书围绕闽东地区如何早日脱贫致富这一主题,书名叫《摆脱贫困》。他特地请项南为这本书作序,而此时的项南已因“晋江假药案“黯然去职数年,回北京创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并担任会长。

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开过之后,党内曾有传说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本来是江泽民钦点的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就是因为陈云和宋平安排顶替项南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陈光毅向中央密报习近平“丧失政治原则“让习近平失去了这次机会。所谓的”丧失政治原则“,指的就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让老领导项南为自己的书作序。当时习近平这本书在福建省委大院出现后,令陈光毅大为恼火。当时的福建省委内部人士也都知道陈光毅对习近平不大感冒,硬是不同意他进入福建省委常委,直到他自己的省委书记职务被项南的老部下贾庆林接替后,习近平在福建省的政治仕途立刻明朗起来。

北京协和医院纪念洛克菲勒:感谢对中国医学的贡献

2017年03月21日 15:46:25
来源: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微博发文纪念洛克菲勒

@北京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家族最大一个海外慈善项目就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播下一颗西方医学教育的种子。1917年,当刻着“民国六年”字样的巨大奠基石沉稳落地的那一刻,一所承载了太平洋两岸科学梦想的医学院,由此诞生。感谢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医学的贡献!

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1921年创办北京协和医院

19世纪下半叶,戴维·洛克菲勒的爷爷约翰·洛克菲勒创办美孚石油公司,通过石油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而戴维-洛克菲勒的事业不在石油上,而在大名鼎鼎、位列世界十大银行第六位的曼哈顿银行上。他任该银行执行委员会主席兼总经理以后,使该银行从资金二十亿美元上升到资产净值达三十四亿美元。

德新社2015年的报道,《福布斯》杂志估算戴维·洛克菲勒的身家为32亿美元,位居全球富豪榜第603位。尽管“腰缠万贯”,戴维·洛克菲勒并不看重自己的财富。他先前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

“我的人生非常精彩……我相信,物质很大程度上可以让一个人过得快乐。

不过,如果你没有好友和重要的亲人,生活会非常空虚和难过,那时物质的东西也不重要了。”

每日经济新闻了解到,和无数世界知名的家族一样,洛克菲勒家族和中国也有着不解之缘。比如,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上,多年位列第一名的北京协和医院,便是由洛克菲勒家族捐建的。

传承六代从未引发争产

标准石油公司、大通银行、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中心、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在“9·11”中倒塌的世贸大楼……翻开美国史,洛克菲勒家族无处不在。

据荆楚网报道,1911年,依据休曼反垄断法案,标准石油被分拆,但洛克菲勒家族仍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且经历六代人,从未引发任何争产风波。

家族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深知财富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毁灭人,他时刻给子女灌输勤俭节约的价值观,孩子没长大前,他没带他们去过办公室和炼油厂,以防孩子知道自己身在豪门。退休后,约翰热衷施舍财富,和钢铁大王卡内基开创了美国富豪捐出财产做慈善的先例。

约翰去世后,儿子小约翰继承了大量的财富,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1913年,一场激烈的劳资冲突使洛克菲勒家族在纽约的宅院受到袭击,这彻底改变了洛克菲勒家族传承财产的态度:

“一方面,小约翰选择了以信托的形式,将财富传承给后代;

另一方面,他将家族财富拿出来彻底从事慈善事业,他一生捐出了5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他一半的身家。”

刚刚去世的第三代族长戴维·洛克菲勒被估算身家32亿美元,他也承诺过,会将自己过半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

据悉,洛克菲勒家族的信托本金自动传给受益人的子女,委托人把资产注入信托之后,即在法律上完全失去该资产的所有权以及控制权。受益人在30岁之前只能获得分红收益,不能动用本金,30岁之后可以动用本金,但要信托委员会同意。

这种机制使遗产始终是一个整体,家族企业既不会因为分家而变小或终止,也不会因为代代传递而被逐渐分割成若干个部分,可以发挥规模优势,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此外,约翰还打破家族企业的“子承父业”弊病,退休时并未让儿子接班,而是让基层员工出身的阿奇博尔德接任。

此后的洛克菲勒家族后代,只有能者才可以参与企业管理,凭自己实力担任一定的职务。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第三代,洛克菲勒家族仍能人才辈出,他们成为了美国副总统、大慈善家、风险投资业开创者、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

曾捐建中国最好的医院

有“石油大亨”之称的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的投资合作最早是在1863年,那一年,家族第一代、年仅24岁的约翰·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

但洛克菲勒家族和中国的连接点,最著名的却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

据时代周报此前报道,1914年,专注慈善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刚成立不久,便派出了中国考察团。对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医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三次考察的结果让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定决心,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这就是后来的协和医学院。

1921年学校建成开学,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从美国乘坐轮船,历经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赶到中国出席开学典礼。

此后,协和医学院培养出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在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而这些中国现代医学精英,一人往往可开办一所甚至多所医院或学校,为日后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打下了基础。

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中国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能够达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系水平。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斥资捐助13所综合性大学,以提高其教学水平,过程整整持续八年。这其中最大的资助对象是当时中国的世界级一流大学——燕京大学。

70多年后,1998年,小洛克菲勒的孙女佩姬·杜拉尼(PeggyDulany)第一次来到中国,就走进了位于东单的协和医学院。

每日经济新闻注意到,除了捐建医院,洛克菲勒家族还与中国商业合作紧密。

2003年9月,洛克菲勒家族第六代成员尼古拉斯·洛克菲勒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就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市场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适合投资的国家”。第五代成员史蒂文·洛克菲勒二世更是表示,中国的投资环境很让他满意,会把北京作为其第二故乡。

就目前而言,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的主要投资都放在了房地产开发。此外,他们对在中国投资主题公园、无线通信及媒体等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千金散尽,浮华易老,唯精神和历史能长久流传。

杨振声:世道浇漓 故人情薄

2017-03-11 陈远 拍卖时光

杨振声:湮没无闻许多年

口述:杨起 撰文:陈远

创建国立青岛大学

1928年,父亲到清华文学院任教,同时担任教务长和文学院长。1930年,校长罗家伦因为独行专断被学生赶跑。阎锡山想趁机控制清华大学,派其亲信乔万选在武装人员护送下来清华接收清华。但是清华的人对此并不认帐,乔万选到清华那天,很多学生和教授聚集在清华西门拒绝乔万选做校长,那里现在写的是“清华大学”,当时写的是“清华园”。

我当时十一二岁,在清华成志小学读书,听说之后就跑到那里去看热闹。

我亲眼看到,父亲带头,领着一帮教授学生把着门口,不让乔万选他们进门。我记得很清楚,乔万选他们当时开了两辆汽车,最后却只能灰溜溜的回头走回去了。

父亲在清华大学呆了两年,教育部决定筹建国立青岛大学,并接受原来私立青岛大学的校产。在这之前,先是成立了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蔡元培先生是筹备委员会的其中一员。父亲是蔡先生在北大的学生,当时由于参与创办《新潮》杂志受到蔡先生的欣赏,这时蔡先生便推荐父亲做青岛大学的校长。

1930年,父亲出任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在他就任之初,父亲曾经发表了一个讲话,在那个讲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父亲为了青岛大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在他的任期之内,不仅建立图书馆、科学馆等建筑,另外还成立一个由教授们组成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权力在校长之上。当时青岛大学的经费跟清华北大比较起来相差很多,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建起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建筑,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的。

不仅如此,父亲还把原来私立青岛大学每周一必搞的总理纪念周(相当于国民党的政治课,借此灌输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改称学术讨论,并带头发起了第一次演讲。

作为一个学者,父亲当然知道学者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当时的青岛大学,在当时并不是很有名气,但是你看看当时青岛大学的那些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是梁实秋,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则是董敬思,著名的教授也不少,如王淦昌、李达、任之恭、沈从文、傅鹰、游国恩、童第周等等,囊括了文理各科的顶尖人才。

梁实秋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当时父亲聘请他和闻一多到青岛大学的往事,当时梁先生和闻先生在上海,父亲到了上海,跟他们说:“青岛那个地方还不错,你们可以到那里看一看,觉得合适,就可以留下当教授。”梁先生在文章中说,这种先尝后买的方法挺好,后来他们俩到了青岛,就在那里留了下来。同时,父亲还经常请北大清华的教授到青岛大学去搞讲座,用此来开阔学生们的视野。父亲在青岛大学任期两年,人们评价说他对于日后青岛大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离开青岛大学

父亲为什么只在青岛大学当了两年校长呢?

主要是当时的山东军阀韩复渠总是想控制青岛大学,青岛大学本来是市属大学,但是省里对于这所市属大学并不能直接控制。所以韩复渠一心想把青岛大学改为山东大学,以便于他能够全面控制。

当时何思源是山东教育厅的厅长,是父亲的同学,有时候他到青岛,去我们家跟父亲谈起这个事情,我在旁边,记得父亲对此反对得十分坚决。另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学潮,父亲自己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对于学潮,他是同情的。每当政府要逮捕学生的时候,他总是想方设法的保护。但是他又是校长,是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校长,这样的位置让他感到为难。

最终,他选择了辞去青岛大学校长的职务。辞呈递上去之后,教育部对他进行挽留,他就再递辞呈,如此反复了几次,终于得到了批准。1932年9月,父亲离开了青岛大学,回到了北京,当时叫北平。父亲离开之后,青岛大学改名山东大学。

父亲在青岛大学担任校长的时候,教务长是赵太侔先生。赵先生原来是济南戏曲学校的校长,当时济南戏曲学校有个学生叫李云鹤。赵先生到了青岛大学之后,李云鹤从济南跑到青岛来投奔赵先生。父亲当时跟赵先生住在一起,李云鹤也经常到我们家拜访。原来家中还有一张照片,是父亲姐姐还有李云鹤的合影,李云鹤站在父亲的背后。后来在文革中,父亲不敢再保存这张照片,毁掉了。当时父亲一边担任校长的职务,一边还坚持在讲台上讲课,李云鹤那时也经常去听父亲的课。新中国成立之后,李云鹤成立主席夫人,在那本《红都女皇》里,主席夫人说:当时杨振声要改我的作文,我偏不要他改。

拒绝国民党的机票 谪贬东北

1948年,是北京大学成立50周年纪念,北京大学召开了一个简单的纪念形式,我当时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也参加了这个纪念会。在那个纪念会上,国民党给父亲送来了飞往南京的飞机票,被父亲拒绝了,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先是到外地去参加土改,等参加土改回来,三反已经开始了。我知道北大开会对所谓的学阀进行批判,在所列的学阀里面有父亲的名字。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的时候,江青的权力还没有那么大,还不是猖狂的很厉害,父亲受到的迫害也不是很厉害,只是以年过花甲抱病之躯(抗战时期父亲在西南联大执教,条件艰苦,在云南叙永落下病根,1948年做了胃切除手术)被发配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1952年的长春,正处在支援抗美援朝的前线,人们吃的是硬硬的高粱米饭。而父亲的老朋友赵太侔,则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只手遮天的主席夫人说,他是自杀的。后来我听赵太侔的公子告诉我,赵先生是在文革中被人坠上大石板扔到河里而死的。

父亲到了东北之后的情况,我只是知道个大概,因为当时我在北京地质学院(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母亲也走了,父亲是一个人去的东北,一个人在那里生活。刚才说到父亲在1948年做了胃切除手术,还没有完全回复。硬硬的高粱米让他得了肠梗阻,在军医附属医院开了刀,把小肠切断了一段,缝上之后还是不通,继续梗阻。医院的医生给我打来电话,把我和哥哥叫到了长春。

医生问我们:你们看怎么办?如果再次缝合的话,还有可能梗阻,另一个办法是把小肠全部切除。

我和哥哥,两个人连基本医学知识都没有,而父亲在手术台上还开着膛等着手术,我们能怎么说?

我们哥俩泪眼相对,对医生说:你们看着办吧。

最后,医生把父亲的十二指肠直接接到了大肠上。父亲到东北人民大学的时候,东北人民大学刚刚从财经政法大学改建为综合性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的中文系就是在父亲的主持下创立的。后来我在吉林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后来改称吉林大学)的校史中看到,父亲在东北大学很受欢迎,东北人民大学对他也很好。

世道浇漓

手术之后,还是不行,大概是在1954年,姐姐把父亲回到了北京,住在协和医院。有一次父亲想到小汤山去进行疗养,我们想起了他的老朋友丁西林。

父亲在去清华当教务长之前,和丁西林、李四光等朋友们都住在北池子湾,关系都非常好。丁夫人还热心地让我去买毛线给我打毛衣,丁家的孩子跟我更是要好得玩伴,我们在一起玩,我总是无私的把我的溜冰鞋等玩具拿出来跟他共享。父亲去看病的时候,希望丁西林能够派一辆车,但是在那个年代里,真正是世道浇漓,故人情薄,丁西林最终对于我们的请求也没有反应。倒是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先生,给父亲派了一辆车,把父亲送到了疗养院。

在协和医院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想吃酸奶,我跑遍了北京,也没有找到酸奶。我回到医院,不知道怎么对他说。还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发现他的眼睛特别亮,看上去状态也不错,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把最凑到我的耳朵边上,悄悄地说:我有一个秘密,谁也没有告诉,我每天起床之后,都要把着床栏杆,连续起来蹲下几次。这对我的身体有好处。说这话的时候,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孩子一样的笑容。但是这个秘密后来被医生发现了,让他加强锻炼,他那脆弱的身体当然吃不消。

1956年3月7日,父亲走了。他住在协和医院的时候,只有他过去的学生萧乾先生常常去看望他,给他读读报纸,说说外面的形势。

故人情薄

1985年,一家出版社准备再版父亲的文集,萧乾先生建议由沈从文先生写序,但是在那篇所谓的序写完之后,几乎是一篇批判文章。沈先生连篇使用“听说杨振声如何何如”、“听说杨振声怎样怎样”,生怕父亲“牵连”到他。

萧乾先生实在看不下去,只好把那篇序拿下,由萧乾先生自己写了一篇“代序”。

其实,萧乾先生之所以建议沈从文写序,是觉得沈从文根父亲渊源匪浅:早在1926年,父亲在燕京大学兼课。沈从文当时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也没有文凭。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发现了沈从文的文学才华,建议沈从文去深造读书。在父亲的推荐下,燕京大学专门为沈从文一个人安排了一次面试,采取的是口试的办法,没想到沈从文没能回答出老师的问题,得了零分,燕京大学只好退还了他两元钱的报名费,也没有录取。父亲知道结果之后非常惋惜,他问那个主考人:“这样的学生你们都不要?”

后来父亲到青岛创办青岛大学,又把沈从文请到青岛大学担任讲师,后来到了抗战时期,父亲又力排众议,推荐沈从文到西南联大去讲文学。这中间,在1933年父亲曾经奉命编纂《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父亲不仅邀请了沈从文,而且还让他在我们家一起住。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渊源,萧乾先生才建议沈从文给父亲的文集写序。没想到竟然找错了。

在沈从文长达32卷的全集中,甚至没有提到父亲。倒是他的夫人张兆和女士,因为前些年我收集父亲的资料,她在给我寄还父亲的信件时写道:“今甫(杨振声的字)先生为人处事,从几封信中可见一斑。我一直觉得他对从文像慈父严兄一样,十分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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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民:李佩在郭永怀遇难前后的遭遇-- 李佩文革经历考

2017 年 03 月 04 日 由 华新民发表于华夏快递

李佩于2017年1月12日与世长辞。她是我五十多年前的老师,[1]她的去世让我想起了她百年人生中的很多往事。其中,有一件事长存我的心头。那就是她是怎么度过文革中那些岁月的?尤其是,怎么会受到“隔离审查”的?

◇ 李佩在郭永怀遇难时到底在哪里?

现在关于李佩的许多报道,常常用虚构的故事隐去了她受到隔离审查的经历,从而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就连官方大报《光明日报》在2015年11月26日发表的《李佩:创新者永远年轻》一文中也这么说:

“郭永怀牺牲时,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接着还说:”得知失事消息后,她没掉一滴眼泪。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回忆当时的情形:‘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2]

这段故事似乎有见证人,还有感人的情景,不由人不信。查其作者,名叫“柯学源”,显然是“科学院”的谐音,给人以代表科学院的权威印象。幸亏,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谈庆明先生在致王丹红的邮件中指出了“柯学源”先生的谬误:

“郭永怀牺牲时,李先生是在科大的‘牛棚’里受审查,不是在外地工作,也没有闻讯回京。科大的军代表不敢把实情告诉李先生,而让李先生回家去,由力学所的军代表去告诉她。”[3]

郭先生因飞机失事殉职发生在1968年12月5日,当时笔者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玉泉路的校园里,可以确切地说,在文革运动的前期,即1970年科大搬迁到安徽之前,李佩就在学校参加文革运动,没有到外地工作。谈先生的辨伪同本人的记忆是一致的,也同我问过的许多当年在科大的师生的记忆相符。

实际上,王丹红早在十多年前的经过李佩本人审阅的文章中已经明明白白写了:

“1968年12月4日,李佩在单位接到出差已经两个多月的郭永怀的电话,告知他明天就将回到北京。12月5日,李佩在家中等待丈夫的归来,……”[4]

当时李佩的单位当然就是在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尽管如此,近年媒体和网络上关于李佩的许多报道在这个问题上要么胡编乱造,要么闪烁其词,所以谈先生说:“权威传媒一再以讹传讹,遗憾!这也对不起李佩先生呀!”[3] 我想科大的师生和力学所郭先生的同事都知道李佩当时在哪里,“柯学源”先生这样的权威作者只要问一问这些人就会明白,但是偏偏还要说“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他在文末还弄巧成拙地加了一句:“王丹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 被遮蔽的真相:郭永怀因何而死

人们不免要问,明知是不实之辞,“柯学源”先生为什么还要劳神费心散布呢?恐怕只有一个解释:如果告诉人们李佩正在北京受到隔离审查的真相,不免又会牵连出另外一个真相,那就是谈庆明先生在同一封邮件里透露的:

“1968年12月5日,郭先生不是回京报告重要数据,因为关心数据的那些副院长在等着搭乘大飞机回京。郭先生没有必要回京报告。郭先生急着回京的真正原因是,要了解被关在‘牛棚’里的夫人李先生的情况。”[3]

这就把郭先生之死同李先生的遭遇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没有李佩的被隔离审查,郭永怀本来是用不着急于回京的,他本来是可以同其他同事从容地坐大飞机安全回京的。

李佩心中当然明白1968年12月5日自己在什么地方,也明白郭先生为什么要坐小飞机匆忙赶回北京。这也可以解释她为什么曾经选择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1] ——她肯定会认为是自己的案子连累了丈夫,使他死于非命。后来虽然获救,相信这种强烈的自责和内疚伴随着她的后半生。这也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坚持要把郭永怀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骨灰和郭永怀的骨灰安放在一起,因为她认为牟方东也是受她的牵连而死的。

可见,郭永怀之死同李佩在文革中受到隔离审查有极大关系。那么,李佩为什么会被科大隔离审查呢?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文革在1968年那个时期的社会“大气候”。

◇ 李佩为何被隔离审查?

粗略地说,文革的最初两年时间,其“主旋律”是打倒走资派,是“革命群众”把矛头对准各级当权派进行揭发批判斗争。这个时期,在高等学校里,像李佩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是运动的对象,他们中有些人在文革最初的一两个月中被“横扫”了一下,不过此后一段时间则还算平安无事。

但是到了1968年,各级革委会都已建立,文革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其“主旋律”开始变调,斗争的对象中加进了“叛徒”、“特务”、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分子”等等,“走资派”成了一个相对靠后的罪名。具体到大学里,运动以来一直保持低调、处于边缘的教师中就有一些人被“揪”了出来,首当其冲的是其中年长的、地位较高的教师。他们多数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有“旧社会”经历,甚至有过较高的地位,同国民党政府的高层有或多或少的来往。这些都成了需要清理的历史污点,罪名常常是:“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国民党特务”,如果有海外经历,那就逃不掉“外国特务”的罪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站有如下记载:“1968年6月24日,在支左部队领导下,校革委会作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几项规定’,学校开始‘清队’。”[5] 相信李佩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被隔离审查的。

文革中有海归经历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扣上“特务”罪名是司空见惯的事,以致可以用这样的对联来形容:“被捕出狱是叛徒,留学归国皆特务——基本如此”。李佩的遭遇也不算例外,还有一个同她的遭遇十分相似的例子,那就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研究生罗时钧先生,他在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被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文革中他本人和在同校任外语教师的妻子双双被打成“美国特务”,他妻子在审查期间自杀身亡。假如郭永怀先生不是因为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特殊任务而受到中央最高层保护的话,和罗时钧夫妇一样的命运也会落到他和李佩的头上。

不过,历史真相的探究需要有细节的实证,仅仅根据普遍的情况来推断李佩被隔离审查的原因,显然是有失严谨的。然而,严谨的考证需要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不知道李佩的文革档案资料现在是否还保留在科学院或中国科大的档案室里,即使保留,也不可能公开。至于当年参与审查她的人员,多为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成员,即使今天还在世,也无从查访。

李佩被审查的案子还有一个令许多人费解的地方。那就是,在郭永怀因公殉职后并没有解除对李佩的隔离审查,而且审查一直延续到科大搬迁合肥以后,其间还发生了她自杀未遂的事件。要知道她这时已经是烈士家属,据说周恩来很关注郭永怀牺牲的事,只要周恩来说一句话,她本来是可以免除这些苦难的。从这些迹象来看,李佩的案子不像是普通的那种“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的海归特嫌案。这些年,这个疑问一直盘旋在我的脑中,近年一个意想不到的信息给我提供了追寻的线索,得到了一点可以作为考证依据的资料。

这个线索要追溯到笔者在2010年曾经写过的一篇题为《文革中的钱学森》的文章,刊载于网刊《记忆》上。[6] 在写此文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华裔作家张纯如的钱学森传记《蚕丝》一书(英文原版 Thread of the Silkworm),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该书一段文字的内容:

张纯如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她的母亲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为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中被关进了牛棚,而且,她的母亲看来也是一位“海归”,所以还被当作美国间谍嫌疑受到审查。这位女士本人是下乡知青,1971年回到北京曾去钱学森家拜访。当她还小的时候,蒋英见到她总是笑眯眯的。但是这次见面却发现钱氏夫妇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竟然批评起她的家庭。钱学森冷冷地告诉她说,她母亲的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还教训她应该回到农村去。受到这样的冷遇,从此这位女士再也没有同钱家来往过。

当时阅读这段文字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曾猜想这位隐名女士的母亲是谁呢?会不会是就是李佩?但是我知道李佩是钱学森的老朋友,然而不能算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此不敢断言,成为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疑问。2015年,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的科学史教授、友人王作跃看了我的文章后告诉我,他看过张纯如的一些遗稿,其中有她为撰写《蚕丝》所作的采访笔记,我在文中所引用的那段文字,正是源于李佩的女儿郭芹对张纯如的诉说。这才使我意识到自己的误读:张纯如在书中把这位隐名的女士称作 “the protégé’s daughter”(老部下的女儿),实际上已经泄露了郭芹的身份——钱学森的部下(protégé)郭永怀的女儿,然而因为此书只提到此女士和她的母亲,我误以为这位 “部下”所指的是她的母亲,从而不敢断定她们母女的真实身份。(作者注:严格说,protégé 一词是门生、部属或受保护者的意思,张纯如用此词来叙述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关系不够恰当。)

王作跃教授传给我的有关笔记里有一段郭芹跟张纯如的对话:

张:你妈妈遇到麻烦了?

郭:是的。说来话长,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当了邮电部长。他是得到周恩来总理保护的。但是江青恨他——江青把很多她恨的人送进了监狱。我不清楚他是否还活着,但是知道他姓朱。我妈妈当时被蒙在鼓里,但钱夫人却教训我,我觉得无法理解,我以为她们是好朋友啊!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他们是很忠诚的共产党员。

文革以后,我妈妈和钱家竟又成了好朋友。

综合上面张纯如在书中公开透露的郭芹访谈以及这段没有公开过的笔记,我有以下几点解读:

1、李佩是因为受到邮电部长朱学范案子的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相比起来,“海归特嫌”并不是主要原因。没有中国大陆生活经验的张纯如不懂中国政治审查中“社会关系”的含义,所以在文中笼统地理解成是“朋友”。

2、钱学森夫妇知道朱学范是江青仇恨的人,他们大概也听说了李佩历史上确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相信李佩案的严重性,从而在郭芹面前批评李佩“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加上钱学森本人因为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遇到了麻烦,1971年正是他在政治上处于低谷,因而特别谨慎小心的时期。[6]

3、李佩案的上述内情和性质是钱学森夫妇通过某种渠道得知的。他们将其告诉郭芹,是希望她心里有底,跟母亲划清界限,目的是为了帮助亡友郭永怀的女儿,让她远离迫害。有理由相信,在郭永怀殉职后,他们出于关心,曾经向有关方面询问过能否解除对李佩审查——毕竟,李佩是烈士家属——而有关方面向他们透露了李佩的案情,使得他们知难而退。

4、郭芹无法接受钱氏夫妇在自己面前如此严厉地说母亲的坏话,误解了他们的良苦用心,以为是对她自己的冷淡。她对于文革后母亲同钱氏夫妇重归于好似乎也无法理解。说明郭芹的天真,对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人情世故缺乏认识。

以上解读和推测得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影集《佩瑜怀瑾·纨质蕙心——李佩先生的世纪生涯》的印证。这本影集是2016年10月,即李佩逝世前三个月出版的。它的编委都是郭永怀和李佩生前的同事或学生,他们笔下的李佩的经历——尤其是文革十年的经历——比那些权威媒体和“柯学源”先生要准确得多。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影集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李佩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经历。主编郑哲敏院士在序中说:“‘文化大革命’中,她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隔离审查,遭受人身和精神上的莫大侮辱和折磨,时间有6年多。”[7] 该书第86页记载了李佩在科大的文革期间所遭遇的劫难:

随着运动的发展,被审查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尽管郭永怀因为承担着核试验和重大国防科研的任务而受到特殊保护,但李佩还是没能幸免。1968年,全国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李佩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劳动协会的工作及美国留学的经历而被诬陷为“特务”,受到单位造反派的迫害,被送到劳改队接受审查、劳动。[7]

这里显示了李佩之所以受到审查,大环境是由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首要原因是她“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劳动协会的工作”。而“中国劳动协会”正是在朱学范领导下的工会组织。

据王丹红向李佩本人了解,李佩在1941年大学毕业后直到1947年初赴美留学,一直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其间朱学范是该协会理事长,1945年,李佩曾随朱学范率领的代表团出国参加过世界工联的会议。[8]

而朱学范在文革中是邮电部的“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的主犯。查网络上的秦城监狱记录,朱学范是在1968年8月23日被秦城监狱收押的,这个时间大体上同李佩在科大受到隔离审查的时间相符。所以钱学森夫妇对郭芹说李佩的麻烦源于她跟朱学范历史上的关系,不是他们的猜想,而很可能是来自高层的权威信息。

2、影集也如实透露了郭永怀之死跟李佩受到审查之间的关系:

10月3日郭永怀离京去青海基地。(86页)……郭永怀离开北京后一直担心李佩的处境。1968年12月5日,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郭永怀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到达北京机场400米上空时,突然失事。(88页)[7]

可见,郭永怀是在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而不是跟其他领导人那样等试验完成后再回北京,并不是如“柯学源”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回北京报告一组重要试验数据”[2]。而是因为李佩的处境让他牵挂,希望早日回到北京对李佩有所帮助。

3、影集还记录了对李佩的审查一直持续了8年之久:即使在郭永怀遇难后,她的处境也没有得到改善,在隔离审查中跟着学校搬迁。该书第92页记载,1975年,当时的中科院科研组长郁文到合肥等离子体研究所视察,所长邱励俭(曾是郭永怀的学术助手)前一天把李佩接到所里,安排李佩同郁文一起吃饭,据李佩回忆:

“郁文看见我很吃惊,问我为什么还在合肥。当他得知我在科大受审查还没有结论后,马上说‘这不对头,你该回北京去,我这次回北京之后就和李昌汇报一下,把你调回北京。’” [7]

但是,当年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得主持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和李昌都失去了权力,李佩的案子又拖延下来。直到1976年秋,她才离开合肥回到北京。

需要指出的美中不足之处是,影集86页文中所说的李佩受到“造反派的迫害”,并不符合事实。1968年7月末,毛泽东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全国从此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期,运动前期叱咤风云的造反派退出舞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站有如下记载:

“1968年8月9日,解放军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多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学校‘斗、批、改’。8月20日,第二批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学校。”“8月23日,……经过工宣队、军宣队做工作,本校两大派群众组织延安公社、东方红公社于是日相继宣布解散。”[5]

所以,到1968年8月下旬,科大跟全国所有的上层建筑单位一样,权力已经掌握在进驻学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手里,革委会中即使还有一些造反派代表,也要听命于军宣队和工宣队。科大此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是在北京和安徽的军宣队、工宣队先后领导下进行的,李佩的施害者是谁?不言而喻。

◇ 朱学范是谁?

那么朱学范是什么人呢?现在的年轻人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年轻时在上海邮政局工作,在那里开始从事工人运动。那个时候笔者的外祖父恰好也在上海邮政局当邮差,记得我母亲和姨妈有一次议论到朱学范时说,一向本份的外祖父称其为“小偷乱”——上海话里指那种不安分守己、 办事不牢靠、喜欢添乱的年轻人。

互联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朱学范从邮政局的工人运动起家,后来在邮务工会、上海市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等工会组织里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工会组织都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组织,他本人也是国民党员,多次代表国民政府和中国的劳工组织出席国际会议,被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正式理事,做到世界工联副主席。朱学范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斗争中,站到了反蒋阵营一边,参加创建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使他成为重要的统战对象,在1949年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邮电部长,而且安然度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文革中的1967年8月,邮电部实行军管,他才被停止了部长职务。一年后,他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特务集团头子”,投进秦城监狱,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抓捕后才获得平反。

朱学范在文革中遭到冲击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是不是像钱学森夫妇对郭芹说的那样,是因为江青恨他,很难确证。了解邮电系统、邮电学院文革的人或许能够对此问题作出更确切的回答。

从表面上看,江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演艺事业,与朱学范成为上海工会组织和帮会势力的头面人物,两者时间上正好重合。我们知道,江青对于所有知道她那一段历史的人都心存忌恨,所以钱学森夫妇的话大概是有来头的。如果这真是朱学范案的深层原因,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周恩来没有出面替受到朱学范案牵连的李佩开脱——文革中凡是背后有江青主导的案件,周恩来都会保持距离,哪怕他自己的兄弟和养女孙维世身陷囹圄也没有出手相救。李佩为什么在成为烈士家属后还不能解脱,而且还要随着学校南迁继续接受隔离审查?为什么她的案子久拖不下结论,到后来竟然无人过问?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由此可以得到部分解释。

当然,朱学范被捕入狱即便有江青介入的深层原因,也是不会明说的,表面上一定是拿他在民国时期的经历说事,而他的这段历史确实有许多很容易抓的把柄。他当年领导的工会组织,并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倒是与黑社会有很多关系,在共产党掌权后,这类工会通常都结束或取缔了。尤其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的捕杀,朱学范却在1928年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并且投靠到杜月笙的门下,成为上海滩青帮中的重要角色。据他自己在《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一文中回忆,每当发生工人罢工、劳资纠纷中难以处理的问题时,时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的他就会去请杜月笙出面调解。这样的历史问题到了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是很现成的反革命罪名。

毛泽东在1968年春季发表了关于文革的新的提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朱学范这样经历的人成为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靶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朱学范成为国民党特务集团头子进了秦城,殃及当过他助手的李佩。李佩被隔离审查,牵动了远在核试验基地的郭永怀。郭永怀急于回京替妻子解脱,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一位世界一流的中国科学家的非正常死亡,发生在文革“主旋律”变调的时期。理解了其中的关系,不免让人感叹:“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文革没有迫害郭永怀,郭永怀却因文革而死。

注释:

[1] 华新民:《哀悼李佩老师——我的个人记忆》,《华夏文摘》网,2017年2月8日。
[2] 柯学源:《李佩:创新者永远年轻》,《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6日
[3] 王丹红:《48年前“两弹一星元勋”飞机失事前后》,《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2016年1月24日
[4] 王丹红:《李佩:在平淡中传奇》,《科学时报》,2003年4月8日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址:http://arch.ustc.edu.cn/memorabilia.htm
[6] 华新民:《文革中的钱学森》,网刊《记忆》第43期,2010年2月27日
[7] 《佩瑜怀瑾·纨质蕙心——李佩先生的世纪生涯》,郑哲敏主编,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8] 王丹红:《李佩的青春之歌:家事国事天下事》,《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2016年3月8日

□ 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1702d, 2017-02-21
□ 首发《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 2017-02-12, 网址:http://chuansong.me/n/1561892951013

黄方毅:心中的两个周恩来

——周恩来去逝40周年祭日思
黄方毅(黄炎培子)
今为周恩来祭日,40年前周逝时我痛心无比,向有关部门要求送別他却被阻,只好冒着大雪到北京医院门口默黙地站立,回忆着储存在我心中的好总理形像,又含着热泪到长安街旁,挤在几十万市民中目送载他的灵车驶向八宝山。
我三五岁时就对周很有印像了,那时他隔一段时间就来我家,与我父黄炎培促膝交谈,母姚维钧也时有参加。那时五十岁左右的周十分帅气,肤色白里透红,两鬓刮得发青,神采奕奕,光彩照人,而且眼光真纯,胳膊时而有力挥动,时而曲静,全身都散发着诱人的魅力,我看他都看呆了。每次与父谈完工作,周都极有人情味地要对父母说去看看孩子们,于是父母赶快叫出两个姐姐当当、丁丁和我,和总理寒喧一会儿,弟弟冈冈那时还小。
与周相见的几个有意思的镜头留在心上。
有一次周来商洽父母去上海,做稳定沪上人心工作,谈完走出来,看到在院子里在玩耍的我们,立刻张口叫着我们的小名:“当当,丁丁,方方!”,我们围上去齐声叫着“周伯伯,周伯伯!” 周那次动情地拉着我们的手,对我们说:“我沒有孩子,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孩子,现在爸爸妈妈要去上海工作一段,你们在家好好的,我有功夫就来看你们!你们有事就来找我,我会对你们管到底的!” 父母走后,有一天在政务院机关亊务管理局工作的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张蔓云提着糖果来到我家,说周总理让她来看望我们,当时张也就四十余岁,穿着一身灰色咔叽布制服,显得挺精干。
还有一次,淘气的我正在爬树,我家北京宣内大街安儿胡同院子里有颗老海棠树,每入秋天,果实累累,我常常爬上去摘,那天恰总理未先通报便来我家,径直走到里院,看见树上的我,便站住了,父母闻声走出房间,与总理一起翘首望着树上的我,我从树上往下看,总理两只胳膊交叉抱胸,再三说:“方方,小心!方方,小心!”却未责备我一句,弄得父母也不太好意思骂我,我下到地上,向周总理深深地鞠了一躬,父母当着总理面也只好狠狠地瞪了我两眼。那天在父亲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我小学同学瞿安廉的母亲马阿姨也在场,几十年后还回忆起这段往事。
五十年代中期后周来我家次数减少了,在北戴河我见过他几次。他最后一次来我家大约是64年夏天的晩上,周恩来偕邓颖超一齐到来。周那晚着白府绸衬衫,灰西服裤,脚上一双黄皮凉鞋,手腕上带着白皮表带的国产上海手表。周先和父亲在客厅谈话,母亲拉邓阿姨的手来里院参观,当时姐弟都已住校,孩子里只我在家,正伏在书桌上写作业,暮地见我妈和邓阿姨进来,我惊奇起身,向邓问好。稍许寒喧后母亲说:“周伯伯来了,还不去问候一下!” 于是我赶紧跑去客厅,见周总理与父亲坐在屋角的两只小沙发上,头靠头,脸挨脸,在低声细语。见我进去总理望着我说:“一晃都这么大了,读高中了吧?” 我答高二了,仍笔直地站在那里,总理没再问我什么,也没再说什么,只是凝视着我,他在看我,我也盯着他看,看着那张我自小敬仰和熟悉的脸厐,居然凝视有几十秒,后来父亲终不耐烦了,挥挥手示意我走开,我向总理鞠躬走出客厅。50年前总理最后一次来我家的场景,尤其是那场几十秒的凝视,令我后来不时想起。
最后一次近距离见总理是1965年12月21日凌晨父亲去逝后,当日上午周恩来便来到医院,母亲当时巳给父亲換上了他已穿了多年的黑尼制服,领口袖口都已磨旧,周见到后对母亲说:“黄老一生操劳国事,让他穿身新衣服走吧!” 于是让人赶快购来新制服,给父亲換上。下午周恩来与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等人来到北京医院向父告别。几天后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周早早就来到中山堂大殿,殿里无取暧设备,寒冬腊月,极其寒冷,六十多岁的他却只着灰色中山装,走来走去,在那儿张罗,一会迎朱老总,一会接邓小平,我一直仔细盯着二、三十米外的周,直到哀乐声起,众人向父骨灰三躹躬,尔后走来与我们家属一一握手,周与我握手时看着我,用他特有的南方口吻对我说;“好好学习!”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文革中68年初,母亲不甘造反派屈辱,以死抗争。69年在大连的我五兄自杀,女儿失踪,五嫂到京城上访找到总理办公室,总理派联络员去找,但未果。70年代初,我在外贸学院受审查挨整后被发配到太行山,73年秋,走投无路的我向周恩来写去求援信。当时我哪里知道他已患癌症,且正因对美谈判中被斥为“投降主义”而挨批。这一处境下的周恩来居然对我的信做出反馈,安排孙晓村(90年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处理此事。74年春节前后孙来到西便门我家,说周总理收到我的信,总理记得我,很是关心,要了解一下情况,可考虑安排我回北京。恰此时我已刚刚接到北京燕山石化厂的调函,于是我如实告孙,孙说我即向总理写报告汇报,我请孙代感谢总理。当时我无比感激他,心中常浮现他的形像,尤其64年与他对视的场景。
一晃几十年过去,过去不为人知的许多史料逐一爆光。外边先不讲,就我家经历的许多往事也才披露真相。原来从父亲到我们一直以为,我家只有三哥黄万里、四哥黄大能两位兄长是右派,后来才渐知道并非如此,不是二个而是七个,不仅三哥、四哥,而且五哥、大姐、四姐、四姐夫、二姐的大儿子七人被打成右派,二姐因信教被定为“反革命”。就连我自己,中学未能入团也系上边下来不准的指令。而我能考入外贸学院,据说还是周恩来发了话;“方方要学外贸,好事么!” 否则大学也像共青团一样对我紧闭大门。而这些说到底,都是冲我父亲而来,他长年为民请命。我因父而得福,也因父而受禍。
经文革、改革,走向老年的我们也日渐成熟,对过去,对历史更趋清醒,更加冷静。最近看到流传的史料,周恩来曾对刘少奇下过极其凶狠的批示,又亲批示抓捕自己的养女孙维世,近年又闻三年大饥荒后周下令消毁死亡人数统计等,类似史料纷紛抖出,使我接触到历史的另一侧面,心中出现了另一个周,与自小心中形成的截然不同的叧一个周。我也常问自己,到底哪个周是真?哪个周是假?哪个周更接近真实?哪个周是违心做作?心中常在疑惑。或者两个都是真实的周,是周的双重甚至多重性格之体现。这或许才是真实的历史,真实但又扭曲了的个性。这或许也是时代的局限,历史的悲哀。说到底,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伟人,也终逃脱不了体制的朿缚,制度的桎梏。对个人的历史评价是必要的,但对制度的反思与认识,则是更为重要与迫切。
随着阅历积累,我对五十年前周对我的凝视一事也有了更多的想像空间。那盯着我的几十秒中,总理是否想起解放前夕阻拦国民党运走黄金而被杀害的我二哥?是否想起反对修建三门峽而被打成右派的三哥黄万里?也是否在那几十秒瞬间对父亲这一他几十年的老友有些许的欠疚?也是否想对眼前这一被他看着长大他曾唤作过“我的孩子”的我施以关怀(一年后发话允我上大学)?当然这些今日的猜想,如同对林彪9.13事件后周曾号陶大哭一样, 永远地无解。但无论如何,也包括我个人在内,对周恩来的正面评价和好感,要远远大于对他的负面非议,尤拿今日的高官做参照,比起那些坐拥几亿,几十亿的贪官们,沒有子女,沒有财产,甚至沒有坟墓的他,不知是高尚了多少!从这一角度,我怀念他,中国的大多数人们也永远怀念他!
2016年1月8日